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学的主题是清楚的，新旧思想的冲突是激烈的，不同的思想界限是分明的。然而，这些问题在今天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从而需要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去开展政治学研究。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如何寻找和发现新的政治学研究主题的问题。研究主题的发现需要从现实出发，需要抓住那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并努力去加以解决，这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不能到既有的理论中去寻找研究主题，特别是尽可能不到既有的思想框架中去做重复性的研究工作。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不是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资源，而是榜样。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学者那种不懈努力的探索精神，而不是把他们的研究结论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不会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才能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积极的”科学。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条件下，我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已经成为政治发展必须加以改变的时代课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正是这个结构，决定了中心地带的危机会自动的向边缘转移，而边缘地带的财富会向中心汇聚。就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其实就是美国人买房还不起债了，全世界就要为其还债。同样，在一国内部，也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也存在着危机转移和财富转移的问题。比如，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会汇聚起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教育和文化资源，却把贫困等问题留给这个国家的边缘地区。在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的问题呢？为什么强势利益集团总能影响决策？一个组织为什么会出现人员不断“跳糟”的问题呢？都是由于中心—边缘结构造成的。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但是，需要首先由政治学来加以解决。

　　然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尚未关注到这一问题，或者说没有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方案。因此，我们才在现实中看到那么多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输出，才看到那么多出于维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行动。比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南海、东海进行军演？为什么中国刚刚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引发了那么多要求遏制中国的声音？本来，中国的发展对整个世界都有益，而且承担了从美国转嫁过来的那么多危机，美国不是感谢中国却反过来遏制中国，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在从边缘向中心“跃迁”，意味着原先那个中心—边缘结构受到了挑战。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国家内部。比如，一些改革措施实行起来无比艰难，会受到那些原先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的百般阻挠，其原因就是由于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被改革措施所触动。

　　一位美国记者写了一本书说“世界是平的”。这在当前是一个理想，然而，却是我们政治学研究需要去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政治学研究能够找到一条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途径，那么当前大多数的国际和国内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从现实的发展来看，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问题作为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是能够得到许多正在成长中的因素支持的。在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中，一些边缘要素正在迅速成长（如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的社会自治力量）。在全球格局中，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也正在被不断成长的新的热点所灼蚀。所以，研究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问题，寻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路径，不仅对于解决中国政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有益的，而且对于解决如何重建国际关系格局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甚至可以说是我国政治学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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