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的国防建设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军民融合成为指导新时期国防建设发展转型的重要思想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军民融合如何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对正在进行的新军事变革和现有的国民经济布局发展将产生怎样的良性互动，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还将有怎样的挑战？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上将。赵可铭上将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针对上述问题为本报进行了独家解答。

　　赵可铭，1942年10月出生于湖北武汉市郊区，1961年8月入伍，历任广州军区步兵某师战士、班长、营部书记、代理指导员、师宣传科干事，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副科长，解放军报社驻广州军区记者，步兵某师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陆军某集团军政治委员，国防大学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上将军衔。曾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等重大军事、政治任务。先后当选为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四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被聘任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曾在重要报刊发表政治理论文章近80万字。主持编写《邓小平理论发展史论纲》、“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丛书”、“江泽民重要论述丛书”等论著和教材20余部。早年曾发表新闻作品100多万字。近年来，先后出版了政治理论文集《赵可铭自选集》，军事教育文论集《培养军官——最重要最艰巨的军事斗争准备》，以及诗词集《戎马吟》等。曾主持编制《飘扬，共和国旗帜》、《走向英特纳雄耐尔》、《边关军魂》、《中国之路》等电视政论片、专题教育片10余部。

　　军民融合是富国强军的重要战略

　　记者：军民融合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一条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国家发展战略。您认为在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下，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意义何在？

　　赵可铭：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就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推进，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现代战争对国民经济、民用技术和一般民众的依赖性大为提高。

　　在这一背景下，军民融合意义深远。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着长期、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与挑战。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国防建设就必须突破过去那种基本上自成体系、自我封闭、自我保障的格局，彻底改变经济建设中军地、军民“两张皮”的局面。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引导民口经济、非公有经济有序进入国防建设领域，在军、民两大体系之间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走一条投入少、效益高、安全又有保障的发展道路。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现实出发，目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社会信息化发展迅速，一些领域的民用技术及研发能力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军口企业如继续处于垄断封闭状态，只能是自甘落后。充分发挥民间智力和民间资本的作用，加速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相互转化，推进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的相互融合已成为实现国防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者：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就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军民结合方针。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您认为国家的国防安全理念实现了怎样的跨越？军民融合的突破在哪里？

　　赵可铭：军民结合是我国在国防工业建设与生产实践中摸索出的一条兼顾国防与民用工业生产的国防建设道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提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要开发两套技术、建设两套设备。此后，军民结合就成为国防工业生产领域的一项实际工作原则。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拓展了原有的军民结合原则，更为突出地强调了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两支力量的结合、军品研制生产与民品研制生产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在继续坚持军民结合思想的前提下提出“寓军于民”，强调在军队保障、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教育等问题上也需要采取军民结合的原则。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不断完善，新军事变革地不断深入，胡锦涛主席于2005年提出要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军民融合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确定下来。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与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胡锦涛主席关于“军民融合”的论述，使这一战略思想更臻完善，它的重要突破是使军、民两大体系的建设合二为一，不仅是某些方面、某些重点的结合，而且是体系与体系的融合。这一战略的全面实施必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产生倍增器的作用，对国民经济建设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军民融合要实现军地“无缝对接”

　　记者：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正在进行的新军事变革有怎样的关系？具体内容有哪些？

　　赵可铭：军民融合是新军事变革中国道路的重要体现。只有走军民融合之路，两种资源互融互补，才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才能加快军队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跨越的步伐。

　　具体而言，军民融合就是立足国情、军情，面向世界风云，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国防经济、技术与民用经济、技术的“无缝对接”。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二、把重大国防设施建设纳入国家基础建设体系；三、把军队后勤服务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四、把军队人才的培养和进出纳入国民教育和人才管理体系；五、把国防动员纳入国家应对危机的管理体系。

　　记者：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那么，您认为依据这一战略，军、民两大体系之间将如何更加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对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布局和经济增长方式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可铭：当前，军民融合的关键性内容有两个。首先是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要打破军地界限，消除国内具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和资质的单位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壁垒。要形成“小核心、大协作”的开放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除少数核心军品科研生产单位由国家独资经营外，其他军品科研生产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不仅要继续推进“军转民”，更要重视“民参军”。要通过发展军民结合型产业，推动军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融合，并建设一批军民融合科技园区、产业示范区。

　　其次是军队保障体系要进一步社会化，把应该而且能够由社会来办的事情交给社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资源保障效益。具体内容似可概括为“八化一改”，即生活保障社会化、通用物资储备社会化、营房等基础生活设施建设社会化、公务用车社会化、非公务电话通信保障社会化、军队文化事业社会化、军人子女教育社会化、装备维修保障社会化、事业单位和职工管理制度改革。军队保障社会化将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起来。

　　军民融合对军民两部分资源进行科学配置，必将对现有的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产生积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发展第一位，在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方面，主要研究军民两用和平战结合，对经济建设的布局主要考虑经济效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进入新世纪，世界格局呈现出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战争现代化等特征日益明显，影响我国安全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复杂。在这一背景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应与时俱进，使军事能力能够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确保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军民融合恰能通过资源调配，增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因而意义重大。

　　记者：围绕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您认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军队人才培养及国防动员体制等方面应该怎样加强和改进？

　　赵可铭：围绕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在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信息、战略物资储备、市政建设等领域，充分考虑国防需求，进一步增强国家基础设施对军队遂行军事任务的支撑和保障功能。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国防安全，不能影响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的正常维护和使用，而且不应只考虑眼前经济效益。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构建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顺畅高效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线路布局、路网承载能力、设计等级和技术标准、配套设施预储军事功能等，应满足部队全域高效投送、快速机动和作战使用的要求。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在预警监视、通信、测绘导航、气象和空间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充分考虑国防需求，加大共享力度，完善标准规范，进一步提高对军事行动的信息保障能力。在战略物资储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注重优化建设布局，加大油料等战备用品的储备容量和纵深配置，提高仓储物流的应急保障能力和储备物资的适时更换，构建军民一体、平战一体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各级政府应把城市驻军的水、电、气、暖和道路等设施纳入市政整体规划。市政建设本身应考虑战时的生存能力。

　　军队的人才培养则应尽快实现军事教育体制与国家普通高等教育体制的接轨，依托国民教育资源培养军事人才，建立军地联合培训机制，把现役干部的学历升级、后备力量人才培养寓于地方教育培养体制之中。目前，经过多年探索，军队已基本形成招收选拔国防生、直接接收地方大学生、从在校大学生中选拔飞行学员、依托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组织在职干部到高校继续教育等多渠道并举、多层次发展的人才培养和储备格局。应注意总结经验，形成机制，提高效益。军队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人才是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把退出现役的官兵安置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军民融合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建立健全了国防动员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但目前这两套体系由于在组织领导指挥、规划计划、预案、物质技术、信息管理、储备、人才保障、法规制度、工作考量评估等体系方面存在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突出问题。为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防动员体制建设还应着力保障战时应战，通过建立和完善“军队提需求、国家动员机构搞协调、各级政府抓落实，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积极参与”的国家战时应战动员机制，统筹国家国防动员力量与突发事件应急力量的建设与使用，提高国家战时动员的能力。

　　军民融合的关键是转变观念

　　记者：国外在军民融合方面有哪些成型的做法？对中国有怎样的启示？

　　赵可铭：无论用历史眼光还是以世界眼光来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矛盾的一面。在国家可利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果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多了，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势必减少。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历史上曾有“大炮还是黄油”的两难选择。近年来，美、英、日、以色列等国家都在国防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在机制设计上，各国大都设立了最高协调机构。在制度规定上，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将一些成熟的做法予以确认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国防经济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纳入法制轨道。在国防科技与生产方面，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推动军民一体化的专门协调机构，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融入民用企业。在国防人力投入、储备与使用上，军事教育体制与国家教育体制接轨、融合已成为趋势，军事人才储备趋于“平民化”。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国都尽量采取兼顾国防需求、增加国防安全考量的做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国防需求的考量，重要基础设施都必须有安全防护，外商投资项目必须经过国防安全审查。在后勤、装备保障方面，各国都尽量利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使国家资源基础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验给我们很多启示。例如，军民融合的“边界”还应该更加明确，军事指挥权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中应最大限度保证安全利益等。但是，在有所借鉴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要着眼于中国的国情，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记者：作为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模式，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以来，其实施情况如何？您认为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赵可铭：目前在一些重点领域，军民融合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国防工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单一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的转变。一些省市已建立一批主要面向民用市场的军民结合技术产业基地。军队保障社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2007年，若干省对军队的餐饮、医疗、营房和油料等7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社会化改革，积极推进军民兼容的后勤保障体系。依托地方高校，国防人才的培养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已有117所普通高校与军队签约，累计培养国防生8万人，每年从地方高校吸收到军队的各类人才达1万名左右。军队信息化依托国家信息化建设进展顺利，军民合建了一批光缆工程，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和军队通信事业的发展速度。另外，法律法规也逐步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国家出台的若干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加快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转变军队干部培养制度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意见都为军民融合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法律环境。

　　当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一是军地某些部门的观念还没有适时转变，某些地方部门国防意识和观念不强，不能从国家安全的高度为军队保障社会化提供支持，而军队的某些部门则从维护部门利益出发，阻碍军队保障社会化。二是军民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制约了资源共享和整合的力度。三是国家层面的科学统筹规划与有效协调管理还远不完善，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间缺乏相互衔接和协调配套。四是军民融合战略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标准不一、资源浪费等问题。

　　未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更好地转变观念，制定更为具体的战略规划、建立和完善更具权威的国家层面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加强地方与军队的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建立更为完备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体系，推动军民融合又好又快地发展。（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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