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1930年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现代和平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TRANSCEND）创始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和平学之父”。1959年，加尔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学研究机构——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并担任所长。1964年，创办了《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半个世纪以来，加尔通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和平运动，在他的帮助下，建立了多所遍布世界各地的和平与调停中心，他本人也调停了超过100起国际冲突。加尔通对国际和平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因此获得了10项荣誉博士学位和一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此外，他还担任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高级顾问。

　　迄今为止，加尔通已发表了1500多篇论文，出版了140余部著作，有关作品还被翻译成33种不同语言，供世界和平学研究者参考学习。他的最新著作有：《50年：100起和平与冲突事例透视》、《50年：25个智慧场景探究》、《美帝国的衰亡——然后呢？》。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一个和平奖，该奖项无视中国的实际。西方感觉自己的霸权统治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它们将针对中国继续寻找一些所谓的弊端。

　　我喜欢作为共和国的美国，不喜欢作为帝国的美国。美利坚帝国是世界上最肮脏无耻的机构之一。所有美国共和国的好朋友们都应该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帝国的色彩，帮助它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国内的许多问题上面来。

　　和平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问题，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在国内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学。在日前召开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暨第三届外交官论坛上，“和平学之父”、挪威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借此机会，本报记者从和平学的角度出发，围绕本届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等话题采访了加尔通先生。

　　和平学是可教、可调查、可行的实用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您是国际和平学研究的泰斗，同时也是《和平研究杂志》的创办者，被誉为国际“和平学之父”。请您就国际和平学研究向读者作一个介绍。

　　约翰·加尔通：我并不在乎是否为“和平学之父”，事实上，有许多学科的创始人都被如此称呼。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为和平学的发展奠定一个适宜的、坚固的准则和基础，而不仅仅是证明一两个论点。

　　和平学的研究模型，其灵感来源于健康科学，也被称为医学科学。这是一门交叉科学，运用了许多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深刻见解；同时，这也是一门致力于为世界各地人类健康服务的国际性科学。其发展甚至得到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译者注：Hippocrates：The Oath of Medicine，该誓言确定了医生对病人、对社会的责任及医生的行为规范，以公元前5—4世纪著名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名字命名。誓言中有封建行会及迷信的色彩，但其基本精神被视为医生的行为规范，沿用了2000多年。直至今日，很多国家的医生就业时还必须按此誓言宣誓）的支持。在健康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加入了更多中间层次的研究，探讨在人类内部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甚至于在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冲突、暴力与和平。我们还模仿医学科学，将各类诊断法以及治疗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即常用的分析、预测和改正。实际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平学是可教的、可调查的以及可行的实用科学。因此，我们通常致力于诸如对过往痛苦经历的安抚、调停当今暴力冲突以及构建未来和平计划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更多详情可参阅我的相关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和平学研究应该重点关注诸如恐怖主义、全球化、内战和环境等时代性问题。您对此如何评价？

　　约翰·加尔通：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认为现有的和平学研究已经涉及了上述所有问题。无论什么地方有暴力，比如掩饰于表象之下或者有明确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袭击，我们往往都会设法去辨别潜在的冲突并且准备好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所以，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暴力行为，而是伊斯兰世界缘于西方对它们的巨大暴力打击的一个反弹结果。这种反弹尤其针对沙特阿拉伯——一个受到众多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尊重的国家。所谓的“寻找和消灭恐怖分子”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能够较好地驾驭这类冲突，例如，当马德里火车站遭到恐怖袭击后，萨帕特罗便可以非常技巧性地对冲突加以控制。而小布什和布莱尔在这方面无疑是彻底失败了。

　　我们有关和平关系的普遍原则是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为起点的，这是中国人非常熟知的一个处事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环境问题以及在全球化标语下形成的任何问题。然而，当全球化背景下的问题呈现出不平衡状态时，人们将受到暴力的惩罚。

　　至于内战，当今世界约有200个国家和2000多个民族，（它们）基本上是源于文化划分与地理联系，大多数内战都是由某个民族希望获得更多的自主权演变而来的，此类情况比比皆是。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依据联邦制度划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21世纪的和平学研究面临着哪些挑战？

　　约翰·加尔通：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和平学经由更好的分析和救济方法变为愈加实用的存在。我个人的经验是：全世界大多数政治家都对如何公正解决冲突的有效提案持极其感激的态度。只有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是例外。他们大多数似乎都希望有一个暴力选择，并且对“和平”这个用词，尤其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peace by peaceul means）持怀疑态度。

　　“和谐社会”是共同利益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古以来，中国就拥有“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在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论。从和平学的角度，您是如何解读“和谐社会”这一概念的？

　　约翰·加尔通：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就凭借其惊人的活力让世界赞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让部分集团感觉到自己的落后，而且也在事实上将它们甩在了后面。

　　“和谐社会”准确地囊括了合作的方方面面，它体现了相互间的更多的共同利益。而现在，同样的理念以一种更加广阔的中国视角展现了出来，即“和谐世界”。中国需要集中精力促进经济增长，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选择。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以特有的中国方式提升底层社会的生活水平，帮助他们走出贫困，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由此，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也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经济。

　　西方不了解真正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1973年以来，您已经十次访问中国。在您的概念里，中国拥有什么样的国际形象？

　　约翰·加尔通：在西方人眼里，中国过去的形象是不佳的。究其原因，是西方对中国以革命的形式摧毁旧帝国的不理解。而实际上，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着极端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革命是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另外，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造成西方对中国印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随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阶段，西方也开始着迷于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个更加正面的中国形象。不过，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健康和教育改革可能导致的分配以及基础建设的变化也许会将所有中国人都带到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当中去，而不仅是类似于印度10%至20%的人口比例。无论如何，由于西方没有尽力去真正地理解中国，所以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原因，中国的形象已从不佳变为了模糊。

　　与此同时，西方也无法理解通常意义上东亚战略中有关经济和社会人权的概念。可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是开放，其次才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事实上，中国第二阶段（公民和政治权利）工作的展开是非常迅速且让人惊奇的，而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更不用说，那不是一个和平奖，只是一个人权奖罢了，两者完全不相同。该奖项无视中国的实际。然而，西方感觉自己的霸权统治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它们将针对中国继续寻找一些所谓的弊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演讲中，您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为了人民，且由人民进行”。然而实际上，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新颖且困惑的。关于中国的公共外交，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说，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向世界介绍自己？

　　约翰·加尔通：中国以自己特有的视角来观察现实，这主要建立在“三法”的文明基础之上，具体来说：道家的阴阳平衡、儒家对智慧的尊重（不仅仅是学识方面的，还包括经验和上天的智慧等等）以及佛家的平等哲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发现上述“三法”在中国随处可见，但中国人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很好地向西方阐述。中国的官方外交通常试图采用西方的方式去介绍中国，可公共外交就是为了人民、由人民进行的，你必须照顾到中国人民的想法和感受。

　　当你们以西方的方式介绍自己时，如果对方不了解中国，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批判呢？西方很注重经济，但人权在西方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标准。实际上，美国人讲的主要是社会的人权，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的人权。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和西方对于通常意义上的东亚战略中有关经济和社会人权概念的分歧。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让4亿人成功脱贫，这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只是中国不善于介绍自己，所以西方国家更多地关注中国消极的一面。

　　真正的中国不应该仅仅通过类似CCTV-9的宣传，因为那是以英语介绍中国；同时，中国也不应该一味地从政治等角度宣传自己。我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好的平台，一个全球性、多角度的平台，而不是像BBC或者CNN那样完全美式的，我们要以中国的方式来介绍中国。以日本为例，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以及他们自己想要美国化的压力，所以他们的经济最近十年一蹶不振。尽管中国要向全世界开放，但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我认为，有了中国文化的三个精髓——“三法”，西方便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另外，中国有必要向西方阐释近年来不可思议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会议和研讨会。

　　最后，公共外交也许可以更好地在非外交官之间展开，比如通过那些不同类型的受过少许外交训练的中国人来进行，这更有利于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这是我的一个不大成熟的想法，借此机会就教于读者朋友们。

　　美国帝国神话已经破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预言美国帝国（译者注：在约翰·加尔通眼中，美帝国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原话为：“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作为共和国的美国，不喜欢作为帝国的美国。我喜欢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因为它是一个富有创造力、慷慨大方、伟大的国家；而美利坚帝国则是世界上最肮脏无耻的机构之一）将在2020年崩溃。您的依据是什么？

　　约翰·加尔通：1980年，我预言苏联帝国将在1990年之前崩溃，其开端是柏林墙的倒塌，这在当时是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观点。但它确实应验了。当然，俄罗斯并没有崩溃。

　　现在，同样尚不能令人信服的有关美国帝国崩溃的论点有很多：经济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破坏了美国帝国本土的经济情况，而且摧毁了许多它所开拓出来的经济体；军事上，自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帝国就再也没有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政治上，也许欧洲各国目前还对美国帝国表示出或多或少的顺从，但这种影响并没有到达拉丁美洲，也较少延伸至非洲，而亚洲地区除了印度和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都不会顺从于美国帝国；文化上，美国帝国文化对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着巨大吸引力，但很少有年轻人相信他们拥有天赐的权利去到处进行杀戮。美国帝国的神话已经破灭了。其他国家目前正走到一起结成联盟、团体甚至于地区性组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美国帝国内部士气低落，部分将军和重要政治家们离开了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

　　然而，这个日落西山的帝国也许依旧十分危险。所有美国共和国的好朋友们都应该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帝国的色彩，帮助它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国内的许多问题上面来。（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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