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三种“曹操墓石牌造假说”，前两种“造假说”是基于对考古中文物与现象的错误判断与认识，但仍属于“学术讨论”范围，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行为。但闫沛东的“造假说”与“铁证”中所提出的问题，已非“学术问题”，而是犯罪行为。

　　2010年8月19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论“魏武王”铭刻在曹操墓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分析了“魏武王”之称产生的历史环境，指出：“这个称谓，是一般‘造假者’不会‘假冒’的，也是难以‘假冒’的。”同时指出：虽然曹操墓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然而，不管这些问题今后的最终解决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该墓墓主是曹操这一主要结论”。

　　8月21日，由倪方六发起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在江苏苏州召开，各方面质疑曹操墓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进一步质疑曹操墓的问题。之后，学术界掀起新一轮质疑曹操墓的浪潮。质疑的学者中，有些提出了“新看法”，那就是曹操墓中有不少“文物”是“假的”：《鲁潜墓志》是假的，是人为地“埋地雷”埋进去的；“魏武王”铭刻也是假的，是人为造好后，通过民工“塞进”墓葬中去的；画像石也是假的；甚至整个曹操墓所出文物都是假的，如此等等。在这些“造假说”中，因“魏武王铭刻造假”与我此前发表的文章关系最为密切，故先行讨论之。

　　“魏武王石牌造假”有三种说法

　　关于“魏武王铭刻造假说”，存在不同“版本”，其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从铭刻内容入手，认为“魏武王”提法不能成立。此说提出者是开封市文联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林奎成。他认为：“曹操生前被封为‘魏公’，而后又被封为‘魏王’，死后获得了‘武王’的谥号。任何史书都没有准确说出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在礼制森严的封建社会，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的提法显然不能成立。”（《河南文物专家回应曹操墓造假质疑》，《北京青年报》2010年8月24日A13版）倪方六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根据史料记载，曹操在世的时候，下人都称他为武帝，并没有加上本国的姓，魏武王的称呼都是后人加称的。所以石牌中显示这样的称呼让人觉得很可疑。”（《曹操墓再起疑云》，《北京青年报》2010年8月30日C4版）

　　第二种，认为“魏武王石牌中出现错字，是现代人伪造”。此说提出者是李路平，他认为：“‘魏武王’字样的几块石牌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均把‘止’部错为‘山’，专家们遍查几十种篆书，均没有发现这种写法。石牌与《鲁潜墓志》的‘武’字有可能为同一人造假所为。”（《河南文物专家回应曹操墓造假质疑》，《北京青年报》2010年8月24日A13版）

　　第三种，认为曹操墓中所有石牌都是人为“造假”。此说提出者为河北籍学者闫沛东（据说是化名）。在曹操墓考古发掘期间，闫沛东就到西高穴村做了长期暗访。闫沛东说，截止目前，他手里掌握着能足够证明曹操墓造假的人证及物证。人证方面，有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某村民，他是河南考古队发掘西高穴“二号墓”（即所谓“曹操墓”）雇用的民工，见证了两年来，村、乡、县直至市级相关方面介入流通假文物的过程。在物证方面，闫沛东透露，他手里握有河南考古队去年在南阳地下造假窝点几次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包括南阳造假者参考用书《三国演义》。（《“反曹派”称掌握石牌造假模具》，《北京青年报》2010年8月25日A13版）

　　以上三种“造假说”中，闫沛东的“造假说”无疑是最“重要”的。按照闫沛东的说法，它会“颠覆曹操墓”。也正因为如此，闫沛东的“造假说”也就成为某些“反曹派”学者的“精神支柱”。倪方六在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曾表示：“敢开这个论坛，直接认定曹操墓造假，是因为论坛方面掌握了足够有力的证据。提供证据的人就是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河北籍学者闫沛东。”足见闫沛东“造假说”影响力之深！

　　“魏武王”石牌的真实性不容怀疑

　　对于以上“魏武王石牌造假”三种说法，现逐一分析如下。

　　关于第一种说法，认为“魏武王”的提法不妥，过去史书中没有出现过，故“魏武王”石牌是人为造假。这种说法既不科学，也不准确。讲它“不科学”，是因为“考古”是一种实证科学，它是以考古发掘中的实物（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考古发掘中，“新”的东西总是层出不穷。不能因为“以前没有见过”就认为是“假”。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此说的提出者并没有认真查阅过去的文献，而过去的文献明明记载有曹操称“魏武王”的史料。例如：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六：“（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再如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沈钧《宋书》卷三十二《五行志》：“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明年，魏武王薨。”以上都是史书中曹操称“魏武王”的确证。所以，认为石牌中“魏武王的提法不妥”是没有根据的。

　　我曾经说过：曹操生前称“魏王”，“魏武王”是曹操死后的“谥号”。“而这一称谓的存在实际上只有九个月。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癸酉（阴历十一月初一），曹丕称帝，追封其父曹操为“魏武帝”，曹操的谥号也就由“魏武王”变成“魏武帝”了。因此，“魏武王”称谓是一般“造假者”不会假冒的，也是难以假冒的。”

　　至于倪方六所云：“曹操在世时，下人都尊称他为‘武帝’”，此说明显欠妥：“武帝”是“谥号”。曹操还活着，下人怎么会称他为“武帝”呢？倪先生后面又说“并没有加上本国的姓，魏武王的称呼都是后人加称的”，等等。其提法又欠妥：“魏武王”之“魏”不是“姓”，而是“封国”之号。曹丕称帝后，其国为“魏国”，史称“曹魏”，“曹”才是“姓”。这个“魏武王”之“魏”是必须要加的，否则，就分不清是哪个“武王”了。所以，曹操墓中的石牌必然是称“魏武王”，而不能单称“武王”，或者称别的什么“武王”。

　　关于第二种说法，认为“魏武王”石牌中“武”字下部“止”错为“山”，因而“石牌为假”。其实，此说更经不起推敲。因为，无论是《鲁潜墓志》，还是“魏武王”石牌，其“武”字下部均是从“止”，而不是从“山”。关于“魏武王”石牌中的“武”字，我特说明如下（见图1、2）：这个“武”字，其左下作，右上一点略为斜笔，不与下面横划相连。此作明明是“止”，而不是“山”。是李路平自己将“止”错看为“山”。“武”字如此作，是当时通行的写法。所以，“魏武王”石牌其上面的“武”字并没有写错，“魏武王”石牌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铁证”是对公众和媒体的最大愚弄

　　关于第三种说法，认为曹操墓中所有石牌都是“人为造假”之说，则需要特别对待。此说的“出笼”有一个“过程”。8月21日，倪方六在“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会上宣称，闫沛东手中掌握有曹操墓“石牌造假”的“铁证”；可到了8月26日，闫沛东面对媒体却说：“我连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都没有参加，更没有在论坛说过我手里有证明曹操墓造假的铁证。” 但到了9月5日，闫沛东终于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他拿到的“铁证”（见图3）。由此可见，这个“铁证”在8月26日闫沛东尚未拿到手，故赶紧作“声明”；可能是在9月2日之后才拿到，故又赶紧于9月5日在互联网上公布。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铁证”呢？由于“铁证”中有些字被遮盖，有的字难以看清，故读者很难窥其全貌。为此，我大致将“铁证”中主要内容按原字的位置摹写如下（见图4）。由于网上图片字迹不清，故不是临摹。最后的日期好像是9月2日。如若有误，请读者谅解。“铁证”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1.曹操墓中的石牌一共63块，是渔阳村民龙××到南阳市衡东路文物窝点订制的。

　　2.墓中的全部石牌是徐××和另外一个人埋进大墓的。

　　3.12月17日（按：指2009年）之后，徐××讲……送来六万元钱……后来又八十万……

　　而细细品味“铁证”， 我发现它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人们或许会相信南阳市存在着文物造假窝点。但文物造假一般都是先有“真东西”，然后才能造出“假东西”来，这是普遍规律。渔阳村民龙××到南阳去订制的时候，他怎能跟文物造假者说出“石牌”的样式和上面的文字内容来？而石牌的内容又非常多，有些名称非常“偏”。即便是考古工作者，也难以一下子说出“石牌”上的所有内容（有些内容含有特定的历史信息）。龙××是一个普通村民，他具有这样高深的历史知识水平和能力吗？

　　第二，“铁证”中说“订制了魏武王石牌共63块”。实际上此前发现的“魏武王”石牌只有7块，其余为其他名称的“石牌”；“魏武王”铭刻中，有一铭刻是直接刻在石枕上，是不能算作“石牌”的；今年6月2日，又在墓底石板中清理出“常所用犀盾”一块。“铁证”把前前后后所发现的不同的“铭刻”都加到了一起，统称为“魏武王”石牌共63块。这是“铁证”持有者精心统计的“结果”，是明显的“编造”：看起来好像是“天衣无缝”，实际上却是“欲盖弥彰”。闫先生如想得再“周到”一点，至少应当减去两块：因其中一块“魏武王”石牌和石枕上的“魏武王”铭刻，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这两块无须“订制”。

　　第三，“铁证”中说：63块石牌是徐××和另一个人一起埋进大墓的。须知徐××是普通民工，自考古工地正式开工以后，工地日夜均会有人看守，民工须在考古队人员的带领下才能进入工地，不能单独进入。63块石牌也不是个“小数目”。徐××等二人如何将63块石牌带进大墓？这63块石牌又是如何埋进大墓的？是“偷偷摸摸”地埋？还是“明目张胆”地埋？按照常理，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既不可能“偷偷摸摸”地去埋，更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埋。徐××等若想将63块石牌带入并埋进大墓，圆满完成此“任务”，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第四，曹操墓中的石牌在考古发掘中，是出于不同的“点”和不同的“层位”，且应当是有原始记录（绘图、照相、摄影）可查的。“铁证”中说：63块石牌是徐××和另一人埋进去的。即使他们将石牌“埋进去”，也只能是一个“点”和一个“层位”，不可能形成多个“点”和多个“层位”，尤其是不可能形成多个“层位”。这是“铁证”无法逾越的“障碍”。“铁证”编造者不明白考古中的实际情形，编造出如此荒唐“过程”，只能糊弄外行，内行人一看就会笑掉大牙。它与考古发掘中的实际情况根本对不上“号”，相差“十万八千里”。

　　第五，田野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就是地层关系。地层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叠压关系；二是打破关系。所谓“叠压”，就是一层压着一层，晚者在上，早者在下。所谓“打破”，就是一个“单位”打破另一个“单位”，“打破”者晚，“被打破”者早。考古发掘中的“操作规程”是：先清理晚期的，后清理早期的。“铁证”中说：63块石牌是徐××埋进大墓的。他埋进大墓，必然要打破原有的地层，形成新的地层关系。63块石牌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这个新的“地层关系”必然是非常的“显目”，考古人员不可能“视而不见”，必须是首先进行“清理”，并确认是“现在所为”。因此，这种“假”实际上是很难“造”成的。

　　第六，闫沛东提供的“铁证”中，无论是渔阳村民龙××到南阳文物造假窝点订制石牌，还是徐××等将石牌埋进大墓，都没有具体时间。这对“铁证”来说，是最大的“缺陷”，也是最大的“硬伤”。因为，任何“证据”都讲求内容的真实性和时间的明确性。只有时间“明确”并且“吻合”，“证据”才能“有效”，才能最终被法官“采纳”。“铁证”中两件“大事”连具体时间都没有，还谈什么“真实性”？难道闫沛东要将“铁证”变成“橡皮泥”，到时候想“捏”成什么时间就“捏”成什么时间吗？那样，“证据”的严肃性又在哪里？

　　综上所述，闫沛东公布的所谓“铁证”漏洞百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铁证”。这样的“证据”只能是闫沛东“精心的编造”，是彻头彻尾的“豆腐渣证据”。闫沛东公布的所谓“铁证”，是对公众和媒体的最大愚弄。

　　至于“铁证”中说：“徐××讲，送来六万块钱……又八十万。”这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犯罪行为，属于公检法相关部门管辖的范围，由他们进行调查处理，本文不便讨论。

　　再谈闫沛东“石牌造假”说中的其他问题

　　现在抛开“铁证”，再谈闫沛东“石牌造假”说中的其他问题。闫沛东曾透露，他手里握有河南考古队2009年在南阳地下造假窝点几次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此言一出。立即遭到河南考古队方面的严厉驳斥：石牌均是青石质的，不是水泥或石膏等可塑材料，要造假也根本用不上什么模具。由此可见此说的荒唐和可笑。

　　闫沛东说：曹操墓中石牌“均是人为造假”。其实，石牌是真是假，鉴别并非难事：曹操墓中所出石牌，距今已有1800多年，长期的墓中湮埋，石牌上必形成土锈和水垢（见图1、2）。这种“土锈”，即使用刀刮也很难刮掉。而新制的“假石牌”，即便埋于地下两三年，也达不到那种“效果”。况且，按照闫沛东所说，大墓中的石牌从南阳造假窝点拿来之后，就由徐××埋进了大墓中，中间也就几天的时间，根本形成不了“土锈”和“水垢”，同曹操墓中“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会判然有别。

　　闫沛东反复说，“魏武王”铭刻石牌是“人为造假”。在此可具体分析一下“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这块石牌在出土前早已断为两块，分两次在墓中的不同层位出土，前后相隔有三四天。是发掘出来之后经缀合而成。请问闫沛东：难道这块石牌也是徐××埋进去的吗？他为什么要将新作的石牌打断成“两截”？而且要分两次埋于不同地点？且“铁证”中说，是徐××一次将石牌埋进大墓的。此处前后所形成的“矛盾”又将如何解释？

　　更有意思的是，曹操墓所出石牌中，有一块石牌是压在一件漆器之下，而漆器尚完好无损；另一块是今年6月2日在清理墓底时，在墓底石板中发现的。请问闫沛东：这又将作何解释？这两块也是徐××那次埋进去的吗？徐××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将石牌埋于漆器底下，而漆器居然完好无损？他又能将石牌埋于墓底石板之中，以致考古队今年6月在清理墓底时才发现它？

　　所以，闫沛东的“石牌人为造假，是徐××埋进大墓”之说，纯粹是胡编乱造，经不起推敲，解释不了曹操墓中各种文物的特征，也解释不了考古发掘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可以说是“漏洞百出”。这种“石牌造假说”完全是闫沛东头脑中臆想的结果。

　　最后我要郑重声明，本文所论三种“曹操墓石牌造假说”，前面两种“造假说”同闫沛东的“造假说”有着“质”的区别。前两种“造假说”是基于对考古中文物与现象的错误判断与认识，但仍属于“学术讨论”范围，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行为。但闫沛东的“造假说”与“铁证”中所提出的问题，已非“学术问题”，而是犯罪行为，终将由公检法机关联合进行调查处理。其最终结果如何，众人将拭目以待。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定云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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