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闽浙海盗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所作所为关系到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的进程，与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密切相关。

　　1810年4月，张保仔率众投降官方，8月，著名海盗蔡牵义子蔡小仁等也被招安。这年共有2万余粤闽海盗缴械，他们伙同稍前投降的郭学显部“黑旗帮”大量杀戮其他海盗。至此华南沿海的大股海盗基本被消灭，转入小股海盗与土盗并存的新阶段。1826年，清朝政府又重新发布了严惩海盗的条律。不过，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东沿海仍有一些海盗活动，他们抢劫包括外国船只在内的过往船只。海盗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与外国人为难，有的则投靠外国烟贩，大赚黑心钱。由于当时中外关系空前紧张，各地方当局均把防范英国侵略作为首要任务，抓捕海盗只能暂缓。

　　鸦片战争前后粤闽浙海盗十分活跃。在籍贯上，福建海盗以粤匪为主体，浙江海盗以闽匪居多。在区域分布上，以香港、福建泉州的深沪、同安的潘涂、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等附近洋面为重灾区。在武器装备上，有长矛、枪支、火炮与洋炮等。在座船上，有快蟹船、草鸟船、牵风船、草鹃船、艚船与租渔船等，其共同特点是快捷灵便。烟土私贩船、商船、渔船与外国轮船都是海盗抢劫的对象，具体涉及外国侵略者、水手、中外不法烟贩，也有普通商人和渔民。海盗手段残酷无情，令人望而生畏：打单勒索，炮轰枪击，火攻焚烧，劫掠虐杀，无所不为，有时还用割耳等方式伤害被俘人员。

　　海盗与官兵特别是水师官兵及外国侵略者的关系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聚散分合的标准是资财，而在这其中争夺私贩烟土的巨大经济利益又是重中之重。

　　对于清朝地方官府而言，本来在训练、武器、整备、作战等方面上并不较海盗有多大优势，加上外国侵略势力的介入与操纵，海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纵观粤闽浙各地负责官员的奏报，对剿灭海盗的前景普遍看好，对这一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盲目乐观。这些认识误判了当时态势，对正在进行的惩治海盗事务带来不利影响。

　　1840年6月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兵船买办卢亚景在英军的庇护和支持下，自充海盗头目，在虎门外洋面肆行劫掠。广东官方至1841年11月招安其部1000余人，连同炮位器械俱全的大小船只4艘。但首恶卢亚景仍执迷不悟，借口滞留香港不归。1842年四五月间，英军进犯台湾时“以草鸟匪船为其羽翼，俾于浅水处所探试导引”。这些为英军侵犯台湾打头阵的草鸟船在台湾是有内线接应的。

　　不过在1840年7月英国舰队北上途中，浙江海盗曾经在舟山群岛附近与之发生武装冲突。这些海盗在中华民族与英国侵略军浴血奋战的重要时刻，能够与英军进行正面武装对抗，不管其原始动机如何，其作为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海盗问题并没有随之解决。在泉州府属之马巷厅，同安、惠安两县之滨海乡村以及浙省台州府属滨海等地区又出现了滨海殷实之户合伙出资，提供船只、枪炮，招集滨海穷民出洋行劫、得赃俵分的新情况。福州开埠初期，由于成群的海盗阻碍了当地的海上贸易，以至于1848年整个下半年内，没有任何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商船到过福州。由于福建水师巡缉攻盗很不得力，葡澳当局便乘虚而入，越俎代庖，抢夺所谓的“护航”权。到1853年，港英当局也介入福建海上剿匪事务。

　　鸦片战争中浙江水师战船毁坏严重，导致战后缉捕海盗的能力大大下降，浙江附近洋面很不太平。而对于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割地赔款的清朝廷来说，要拿出一大笔经费重整水师又谈何容易。1847年，中国官员只好雇请7艘葡萄牙快艇扫荡宁波一带的海盗。1848年，中国的60只兵船以5艘葡萄牙快艇为前锋，捣毁了宁波海盗的老巢。1855年，一批广东海盗应宁波官方和商民重金雇请赴宁波护航，1857年，他们在法国人的直接支持下向葡萄牙快艇发起总攻，重创葡萄牙人。1859年，葡萄牙人在英、法领事的干涉下被迫退出他们勉强维持的“护航”生意，有些快艇落到了海盗的手中。

　　1842年，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侵略者。英国统治香港初期，华南海盗十分猖獗，他们往往聚集盗船数十只，抢劫过往船只。于是英国以中国打击海盗不力为由，自行采取了海上缉匪行动。英国海军以香港为基地，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在广东海面来往巡弋，炫耀武力。事实上，广东当局对于惩治海盗是下过工夫的，特别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剿办海盗相当认真。然而英国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华权益，不惜袒护“亚罗号”上的海盗，并以此为借口，联合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由于英、法两国的侵华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中外关系趋于缓和，在联合打击海盗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此后，喧嚣一时的粤闽浙海盗逐渐趋于平定。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邵雍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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