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33期特别策划“百年抗争——鸦片战争爆发170周年的回眸凝思”文章之一。

　　最早提出“官、民、夷”，即清朝官府、老百姓及外夷（洋人）三者关系这一命题的，是清政府。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办理“夷务”的清廷重臣耆英，曾多次表明清朝官府超然于民夷之上，折冲于两者之间。

　　鸦片战争进行中，琦善等人赶往广东“羁縻”英国侵略者时，广东即已传出“百姓怕官，官怕洋鬼”的民谣。广州民众于三元里抗英，兴起团练，又在战争结束之后成功地阻止英人入城，这时传出的民谣已变为“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清人夏燮从这几句民谣的变化中很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粤西之祸”，即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实胚胎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几句民谣，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前后官、民、夷三者关系格局的演变，尤其是官民关系的微妙变化。

　　官府高踞于民众之上，“百姓怕官”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常态。“三纲五常”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则。毛泽东将这些纲常法则乃至其他种种信条，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权，认为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正因为有了这四条极大绳索，特别是政权系统的束缚，一个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的政府，一支从不知近代战争为何物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注定是无法取胜的，其最终结局只能是屈辱求和。百姓民谣的总结最为简括：“官怕洋鬼”。因为他们根本就打不过洋鬼！清王朝的闭关自守、虚骄自大、不思进取，乃至禁锢保守的“只惟上，不惟实”的思想文化，则是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从而在近代战争中败北的根本原因。

　　民谣中“洋鬼怕百姓”之说，主要是基于战后广州民众反对英人入城斗争的经验。那时英国用于对华作战的军队主力业已陆续撤离，而在战争中响应皇帝谕旨“自行团练乡勇”的中国沿海各处，尤其是广州城近郊的民众，却依然保持着一种有组织的准军事状态。正是在广州民众有组织的示威抗议下，英人才被迫接受了广州地方当局的劝告，一再推迟了入城的时间。另外，中国绅士阶层有惧怕洋鬼的一面。英军所到之处，往往强令当地殷户“付给银两”。战区所涉各大城市，也有主动或被迫交付赎城费者。战争期间，各地绅士带领下的百姓各行其是，实际上都是地方社会的自保行为，而其所作所为均已折射出地方社会对凌驾于其上的清朝官府的不信任感。夏燮所引民谣，到“洋鬼怕百姓”之后，又添上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能够使“官之所怕”者害怕，老百姓显然已不再惧怕官府了。

　　到1843年初战争刚刚结束，时任两江总督的耆英就极为忧虑地向皇帝汇报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号称东南富庶之区的江苏亦复如是。1842年年初，湖北崇阳县突然爆发的抗粮事件的领袖人物钟人杰、汪敦族等人都是“富户”、秀才，起初只是反对地方官“暴敛横征”，后因官府的“剿灭”政策所逼才发展成万余人的反清起义。在此前后，广东、广西、云南、江苏、山东等地，都发生了相当规模的群众反抗斗争。这说明还在战争期间，官民之间的对立就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鸦片战争之后，官府将赔款的损失转嫁于民众，从而造成了官民关系的进一步对立。前引耆英有关“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的奏报中，即已列数了官吏任意勒折浮收的各种“催科之术”。而后来曾国藩在其著名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更把“民间疾苦”归结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等三条。而三条都与吏治的腐败、民心的向背有关，几乎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中小地主对清朝吏治的极端不信任感。天地会所张贴的《万大洪告示》中，更是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官民的极度对立和百姓不再惧怕官府的现实，终于导致了社会大动乱的总爆发。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姜涛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谢德、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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