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针对他在世时已经出现的不断扩充军备、威胁和平的现象，提出向“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做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授奖。人们为此尊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和平奖。但是有些年了，这个奖项越来越变味，甚至被特意授予与他的遗愿相反的人物。戈尔巴乔夫，因为解散苏联共产党和解体苏联而有大功于西方，被他们看做“自己人”。达赖喇嘛则致力于西藏从祖国的分裂。至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连一颗子弹也没有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带走。今年又回到中国，授予一个热爱美国的中国人刘晓波。

　　这里的授奖名单，写下的是对世界和平的咒语，不会给诺贝尔和平奖带来光彩。名实相符，它应该改名了；叫国家颠覆奖、分裂奖，叫战争奖，都沾得上边，唯独越来越无缘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理由，是因为他“在中国进行争取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挪威知识界正义的声音，指其“大错特错”：刘晓波既没有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也没有参加过与和平有关的活动，只不过“支持西方在人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价值理念”，于是评奖成为“全球推行西方价值”特别是“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真正要的是真么？》一书作者弗雷德里克·赫弗梅尔认为，这是一种“军事上依靠北约、外交上和美国步调一致”的政客行为。西班牙有报纸评论，说由此可以看到，“通过操控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维护新自由主义利益的政治意识形态入侵正在加剧”。一位法国记者认为，颁奖给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作家，他唯一的特长就是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几位前任，无论是卖党求荣的苏共总书记，还是继续战争的美国总统，也无论是可以算作“宗教领袖”的达赖，总还有点社会身份。比较起来，刘晓波属于不三不四的小角色。或许，这个奖项，这次要特别地钟情于中国的“草根”；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在大地上忙碌的农夫、车床边流汗的工人、守卫国土的战士中，随便找一个，论人格、论道义、论对社会的贡献，都在刘晓波之上，却完全不进入评奖家的视野。人家独独看中一个刘晓波。有点爱国的情怀吗？没有。再退一步，政治上不相与谋，对中国现状颇多批评意见，学术理论上有所建树吗？杳如黄鹤。“三千宠爱在一身”，把一个本来正在不像样子的诺贝尔和平奖，闹得尤其不像样子了。

　　在中国，知道刘晓波这个名字的人很少。他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就是关于中国应该再做300年殖民地的论断，就是骂鲁迅、骂钱锺书。凭了这种论断和咒骂先辈，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被抬出来，鼓噪出一点名声。

　　善良的人们说，投票者不了解中国。就一个方面而言，确实如此。就另一个方面而言，事情正好相反，他们太了解中国——一个被妖魔化的、片面的中国。刘晓波获此殊荣，正是在一番主题先行的调查研究之后，怀有别样图谋的筛选心计的结果。他在扮演一种必然性的偶然选择。历史走到一种交汇点上，轮到他了，非他不可了。

　　舍刘晓波而另选，很难对号入座。因为（1）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现行制度；（2）同类纷纷窜往西方，靠骂祖国讨生活，他却创出一种留在国内捣乱的新模式；（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被判刑入狱；（4）他们那个被视为政治纲领的宪章的起草人；（5）年龄不大不小，既可于今日鼓舞导引同类，也可为日后安排预为之计。所谓“日后安排”，在他们的日程表上，就是颠覆中国政权的进一步行动。过嫩则轻飘得更加没有分量，过老则转瞬即驾鹤西去。干这种事，刘晓波“经久耐用”。泱泱五条，刘晓波有这份独特的缘由和优势。

　　但是其间也透露出背后的消息。

　　在中国，按照他们政治第一的标准，绞尽脑汁，反复斟酌，如今也就只能选出这样的货色了。这足见了“普世价值”并不普世，已经日暮途穷，一天不如一天。

　　经过百年不遇的全球扩张，在日渐衰落到丧失自我调整能力和自救能力的转折点上，资本主义陷入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凭借外来因素苟延的制度。首先是美国，正忙于制造经济复苏甚至增长的舆论。这里很少看到国内经济增长的事实，数据大体限于两个领域：金融和军工。金融的收益来自霸权基础上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全球掠夺盘剥的动手动脚。至于军工，因为频繁挑起和发动对外战争，本来就财源滚滚、没有衰退。但是银行家的钱柜和军火工业的利润，从来不是国家经济盛衰的检验器。一个靠天文数字外债和赤字、靠大规模失业支撑的国家，没有资格谈经济复苏。怎么办呢？制造外部敌人！

　　他们找到了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着中国的团结、稳定、发展。现在，军事包围圈构筑就绪，货币战敲起锣鼓，思想战步步紧逼，刘晓波就成为思想战的一枚棋子。

　　一个靠从别国身上刮肉养肥自己的国家，刮到的原来是污垢、疮疥、痈疽之类，徒为天下笑柄罢了。当做宝贝是可以的，由此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却未免轻如鸿毛。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以宽厚谦和待世界，希望和各国平等交往，学习各国的长处，但是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会照搬他们的制度。在苏联的得手，根源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诸多问题。中国不是苏联。军事包围无足惧，货币战无足惧，思想战同样无足惧。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这个意义上，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研究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和对手进行思想战的方略，正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庄严职责。（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童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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