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探索之旅。中国模式最终能否完成实现现代化和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

　　中国模式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的是自身的特殊性。邓小平说得很明确，“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见，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的话题。

　　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是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的立场，把这种特殊性理解为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将这种特殊性推至极致就成为绝对的特殊论，中国模式于是成了与普遍性毫不相干的东西；一种是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将西方模式奉为圭臬，而将这种特殊性定性为放弃了普适性标准的东西。在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上的认识偏差和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认识断裂等种种错误，其根源正在这里。以全球视野正确认识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坚持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更是明白无误地阐明：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都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模式”这个概念首先当然意味着一种特殊性，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它所蕴涵的普遍性的排斥。显然，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蕴涵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邓小平其实早就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事实上也承认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时认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魅力无穷，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有限。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但确实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所蕴涵的普遍性意义的关注与认可。

　　中国模式的世界视野

　　强调中国模式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高度统一，是对这种普遍性的正确解读。从指导思想来说，这种普遍性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普遍性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所要承载的正是实现现代化和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对于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说过：“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他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不是脱离了人类文明大道的歧途，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显然，那种将社会主义视为特殊主义的观点，并没有正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

　　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升到世界社会主义视野的高度，是基于中国模式的普遍性意义的必然结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之中的历史条件下，讨论中国模式的全球意义的命题，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模式之于人类进步事业的特殊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的甚嚣尘上，标志着人类理想的暂时放逐。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社会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应该看到，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探索之旅。社会主义不仅应该具有导向性的功能，而且应该赋予我们以超越资本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勇气。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挠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

　　两种可能性

　　我们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美国运营业资产长话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及前总裁、《纽约时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彼得·巴恩斯，在2007年10月为其《资本主义3.0——讨回公共权益之指南》中文版一书序言中写道：“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精髓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一论述赋予我们这样的启示：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严格杜绝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在完善中国模式的目标框架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现代性的迷雾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遮盖了中国模式探索的起始立意。人们在物质商品的琳琅满目中啧啧称赞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意义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远远没有完全正确地揭示中国模式的初衷。思想观念解放的呼吁只是表达一种对探索社会主义的自主性诉求，而不是为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开辟道路，更不必然性地伴随着信仰、理想和道德的殉葬。如果说改革开放相当长一个时期超越的对象主要在于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行进了30多年后的今天，在继续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同时，如何小心翼翼地减少西方模式的侵扰，则无疑成为完善中国模式的工作重点。

　　中国模式的探索和完善肩负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期待，承载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胡锦涛明确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这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关于中国模式问题认识上的基本看法，也为我们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波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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