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认识对基础研究实行支持性公共政策这一问题上，美国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是影响力最大且最持久的贡献者之一。他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第一，1959年率先为美国公共政策支持基础研究出具经济学依据——基础研究存在经济外部性；第二，在他的后期实证研究中，他强调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之间的过程是复杂的，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和不同时期，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以及显性和隐性因素的相对权重也不相同。

　　吸收利用别国的基础研究成果需要巨额投资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并被普遍接受，即基础研究成果是一种信息产品，生产成本很高，但不存在复制和再利用成本。也就是说，基础研究成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因此需要公共政策支持。

　　然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教授巴维特（Pavitt）指出，这种观点虽然有利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进行支持，但是这种观点的前提假设是在像美国这样的一国范围之内，该国家追求占据科技前沿阵地，而且具有跨所有科技领域的巨大实力，这未必适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等、大小不一的其他国家。

　　巴维特表示，根据“基础研究成果可以无成本移植和再利用”的观点，在理论上，一些国家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基础研究成果的“免费搭车者”。由此在逻辑上又可以推出以下两个令人不快的政策结果之一：要么限制那些假想的寄生的外国人获得本国基础研究成果，要么停止本国基础研究经费，等待利用其他国家出现的研究成果。然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比较成功国家的情况却与这种推论不相符合，特别是西北欧的那些小国和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例如，根据人口规模和GDP水平调整数据之后，西北欧的那些小国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础研究投资者，而且（以某种特定指标衡量）也是世界上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原因是基础研究成果也许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但绝不是免费产品，吸收并利用外国的基础研究成果需要在机构、技能、设备及网络方面进行相当可观的投资。

　　培训研究人员是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根据“基础研究成果可以无成本获取”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应该较后考虑给基础研究提供支持政策。然而，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韩国和台湾科学成果发表数量的增长率是世界最高的，同时它们的企业研发与申请的美国专利之增长率也是世界最高的。这两种趋势很可能是相互依赖的，企业研发的大规模开展要求有合格的科学和工程专家，而培训这些专家又要求熟悉乃至精通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这又导致论文发表数量的增加。

　　这里暴露出“基础研究成果可以无成本获取”观点的另一个主要缺陷，即忽视了培训研究人员是基础研究的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社会效益。这种植根于个体的隐性知识完全不像信息那样不受束缚。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基础研究及其应用之间的衔接程度与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而与同一国籍直接相关。因此，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许多好处都保留在本国以内。

　　来源：K. Pavitt， “Public Policies to Support Basic Research: What C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Learn from U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What They Should Not Lear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1，10(3): pp. 761—779.

　　(杨建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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