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多样性不仅仅是容忍喧哗，更重要的是建立以对方为他者的对话关系，把自己的理论阐释建立在有他者存在的对话语境中，为学术发现的共享和文化经验的认同而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营造出更加良性化的理论生态环境。

　　从理论的最基本形态层面探讨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关注者还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人们谈到理论时，默认的形态特征是话语系统。但在具体研究时，通常更注重的是话语的客体形态，即具有意义内涵的文本。研究某种理论就是在研究某种话语文本。然而话语并不仅仅是文本，还应该包括以文本为媒介的交流活动过程。也就是说，理论除了文本形态，还有话语活动过程。这种活动过程是理论意义和价值得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即理论生态。

　　理论生态的研究是从理论所依存的各种学术话语关系中研究理论的合理性和价值，重点是探讨理论话语的思维逻辑根据、交流关系与理论空间的生成。离开了理论生态，许多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就可能变成可以任意捏弄的橡皮泥。

　　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生态从原始生成的形态来看，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不上不下的尴尬”。所谓“上”是指形而上的思辨研究品格。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从诞生起就把认识文学的“本质”作为理论的基石。“本质”是与现象相对的形而上实体观念。然而在中国文艺理论中，这个“本质”又总是与 “生活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等等经验的表述纠缠在一起，论证中往往是逻辑演绎和经验枚举的杂糅，失去了抽象思辨的彻底性和深刻性。所谓“下”是指经验实证特色。与“本质论”相对的“建构论”就是强调文学的意义是在具体的经验语境中建构生成的。然而，“建构论”虽然强调语境的意义，在研究中却极少如真正的实证学术那样对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进行系统扎实的实证和田野研究，总是习惯于枚举个别例证来推阐“普遍规律”，或以文本个案的结构分析替代对经验常识的系统了解和把握。在哲学研究者看来，与现象纠缠不清的“本质论”研究缺乏逻辑演绎的严谨性；而在实证研究者看来，枚举例证的论证方式缺乏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显然，“不上不下的尴尬”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原始生态缺陷所导致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建设从“新方法”、“新观念”开始，形形色色创新理论层出不穷。尽管大多数新理论并非中国研究者自己的创新，但毕竟开拓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理论多样化意味着多种话语之间对话关系的形成和研究空间的扩大，因而理论研究的生态环境有可能趋向良性化发展。

　　但从近30年来的理论研究活动形态来看，理论的多样化并不一定导致良性话语活动生态环境的形成。多种理论话语并生形成的话语活动特点是“集体自言自语”式的众声喧哗和传统的独断论思维并存。虽然自80年代以来，传统的“反映论”、“意识形态论”定于一尊的时代过去了，但随后引进的形形色色理论中有许多仍然像传统理论一样，试图把一种理论以“辩证”的逻辑清除掉所有的阐释障碍而推演为具有普适性的真理，比如用潜意识解释所有文学的深层意义，用权力关系解释所有的社会结构机制，用性别歧视解释所有的社会冲突等等。这种推演的结果是使一种理论失去了可证伪性，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断论真理，因此失去了相互争论、对话的可公度性基础。理论多样性就这样变成了互不相干的自言自语。

　　当代文艺学在探讨传统理论的价值时，同样存在独断论思维的倾向。关于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和存在形态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比较突出：一种观点是“转换说”，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认为古代文论有存在的价值，但因为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局限性，如多为感悟式或印象式的零散言论，难以构成现代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确切概念和严密逻辑，所以需要通过“转换”吸收到现代文艺理论研究体系中。另一种是“失语说”，意谓当代文艺理论从体系到概念都自西方引进，并非来自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国文艺问题时没有自己的语言，无法真正阐释和研究中国问题,因此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而构建中国文艺研究系统的理论资源应当在中国传统理论中。这两种学说虽然观点不同，但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反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环境中缺少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二者的区别在于：“转换说”认为古代文论需“转换”以获得正当性；而“失语说”则认为并不需转换，问题出在当今的学术话语本身缺少正当性，只有传统的学术话语才是正当的，应当改变的是当今的学术话语环境。总之，不管持哪一种观点，都认为当代学术研究“应当”有一种正确的理论范式或学术特质。关于这种“当代学术特质”是什么存有争论，但对于“应当”存在这样的特质却没有争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前置的学术观念——无条件地预设了某种一元性学术特质。显然这种预设否定了多元性学术生态的存在，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独断论。

　　当代文艺理论思维的局限导致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喧哗与独断并存的悖论。这种理论研究状况尽管看上去显得民主而繁荣，但缺少了实质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对话活动。学术生态需要改善，问题在于如何在学术思维的基本方向上走出这种众声喧哗却缺少对话的悖论？

　　历史地看，人文学术研究生态存在过不同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自经院哲学时代。这个阶段的学术论争以思辨的是非之争为特点，希望在头脑斗争中找到真理，可以说成是“为真理而斗争”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姑且称为“为自由而斗争”的阶段，即以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为标志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化时代，直到哈贝马斯所想象的交往理性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学术观念与形态方面的特征简言之就是反形而上学、主张学术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主化。第三个阶段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一本书的名字，叫《为承认而斗争》。霍耐特在这本书中对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进行了一番梳理和新的阐释，提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对话这样一种“后传统的团结”阶段。从学术民主化的交往理性阶段走向“为承认而斗争”的后形而上学学术发展阶段，需要一种深层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建设。换句话说，理论多样性不仅仅是容忍喧哗，更重要的是建立以对方为他者的对话关系，把自己的理论阐释建立在有他者存在的对话语境中，为学术发现的共享和文化经验的认同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营造更加良性化的理论生态环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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