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初,始于王国维、梁启超的开创性工作,研究者中有受日本影响的谢无量等人、本土主义的钟泰等人,但以受英美影响的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研究成果中,冯友兰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堪称里程碑。从2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虽有汤用彤、张岱年等人的创制,但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是以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系列著作,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中国哲学学科的主要依据或基础。
1949年以后,该学科的重大事件有1957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以及60年代初期前后对于孔子、庄子、王夫之哲学的讨论等,以任继愈为代表的学者们编写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及有关佛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文革”期间极“左”氛围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1978年的杭州宋明理学讨论会、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等,都是历史记忆中值得珍视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中国哲学研究进入复苏期。以思想解放为背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史界的主流是摆脱受苏联日丹诺夫影响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评法批儒”等引起的思想混乱,避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政治话语,以马克思的哲学史观和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受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用“螺旋结构”、 “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力图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虽不免新旧杂陈,却仍有不少振聋发聩之作。这一阶段的另一重大背景为“文化热”,借助对外开放的机缘,在海内外学者共同推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中,学界开始重新省视中国哲学的智慧,主潮虽是启蒙理性,形式多为宏观泛论或宏大叙事,但仍有不少揭示中国哲学底蕴与特质的创新论著问世。以上两个脉络并行且有交叉。前一脉络以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及“智慧说”三部曲和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及萧萐父的其他论著为代表。后一脉络以李泽厚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之三部曲及汤一介、庞朴的论著为代表。
在这一阶段,第一代学者冯友兰、吕澂、张岱年、王明、冯契、任继愈、石峻等老当益壮,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阐扬、儒释道的创造转化,以及人才的培养方面堪称楷模。第二代学者朱伯崑、萧萐父、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锦全、张立文、潘富恩、卿希泰、余敦康、牟钟鉴、楼宇烈、杜继文、杨曾文、方立天、方克立等在各自领域中均各有开拓与建树。
第二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而言是研究者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也是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以及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由于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影响,研究者与海内外中国学开始了真正的对话。在这一阶段,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陈来、杨国荣等崭露头角,创获尤多。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和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研究者提出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力图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实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更加多元,中外哲学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新生力量逐渐增加,涌现出虎虎而有生气的“可畏”的第四代学者。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成绩显著,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各个时段的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相比较而言,传统哲学与当代、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以及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
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学术水平不高,对古典的研读能力下降;现实向度尚有欠缺;面向世界的能力亟待加强;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有待提升;关于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等等。
中国哲学研究的任务是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方法与风格,深度阐发、建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言说论辩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并予以创造性转化。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比照、对话的过程中建构。展望未来,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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