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T. M. Chang中国研究教授，哈佛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他还任中国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及德国海德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大学的客座教授。柯伟林教授于1972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获史学学位。198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史学博士学位。1980年到1991年执教于华盛顿大学（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获历史学教授职位，并历任该校国际关系项目主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大学学院院长。1992年起执教于哈佛，历任历史系主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及文理学院院长。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较为广泛，主要是在国际背景下探讨中国的工商业、经济和政治发展，具体涉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美关系、现代中国商业发展、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结构等。他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商业的案例研究和中美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柯伟林教授不仅是一位中国研究专家，也是一位非常投入的本科教师，更是一位出色的学术组织者和管理者，发起和主持了哈佛大学的中国基金会。今年，他在哈佛大学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研讨会。哈佛大学东亚历史系李海鸿女士（以下称“李”）于2009年5月22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采访了柯伟林教授（以下称“柯”）。

　　六十耳顺评价恰逢其时

　　李：柯教授，您刚刚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国际评估”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请您谈谈举办这次研讨会的思路和目标以及您本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看法。

　　柯：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知道中国国内正在筹备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国际学术界也在对中国这段引人注目的历史加以审视。孔子曾经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如我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说的，60岁生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着如意，预示着一个人从此便可以悠然自得、安度生活了。如果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那么过了60岁生日，它是不是也可以如此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发展如何？现在情况如何？将来又会走向何处？我觉得在其成立60周年这样一个时刻，为其作个评估，是再适时不过的了。

　　这次研讨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机体，目的就是对其能否健康长寿作各种各样的检查。从这个角度出发，很多人会说，回顾过去，我们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解与30年前甚至20年前都大不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对它的理解也随之不断变化，所以，此时此刻，回顾过去，也意味着展望未来。

　　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是毛泽东的革命时代，中国实行一种斯大林式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国际关系相对封闭；后30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对西方社会开放了，经济也得到了持续发展。前30年，中国走了很多弯路。1979年时，人们很难想象中国会有30年史无前例的经济飞速发展，有20多年的政治相对稳定，有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所以，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时，我们首先要区分这两个历史时期。但与此同时，人们还不禁要问，是什么把这两个不同的时期连结在一起的？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始终是同一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我们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断层的同时，也应该讨论其历史的延续性，讨论在2000年还能不能找到1950年的影子。总之，中国前后30年的历史是一个整体，不应割裂。

　　还有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中国史研究中最新的领域，现在我们能看到很多档案——尽管档案的开放还不够理想，中国政府也在发行和出版越来越多的材料，很多中国人都在撰写回忆录，还有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考察当代中国的状况。所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我们有极其丰富的史料可以利用和研究，我们有很多理论和观点可以讨论及相互借鉴。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组织一次研讨会以强化学者和学科之间的交流。

　　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研讨会。首先，研讨会不仅使美国的中国学专家有机会坐在一起面对面地讨论，还汇集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学者，欧洲也有学者参与了讨论。研讨会充满合作精神，整个过程体现出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研讨会，而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同意或不同意他人的观点时，完全出于学术的考虑，出于强化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与未来理解的考虑。

　　其次，围绕上述问题，研讨会又分“政体”、“文化、信仰与实践”、“社会转型”和“财富与福利”等几个议题。与会学者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如裴宜理教授谈到，过去20多年里有很多人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灭亡。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但没有灭亡，反而越来越有能力应对领导人换届以及公众抗议可能造成的动荡，越来越有能力推动和维持有史以来持续发展最快的经济。麦克尔·麦克爱罗义（Michael B. McElroy）教授指出，2006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排放有害气体最多的国家，中国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风力发电可能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可行的途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则提议，中国应该更好地处理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跨地区、跨国界的宗教信仰，正是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化趋势的一个部分。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的最新趋势，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解也会因此而更上一层楼。

　　国共兄弟党应相互学习

　　李：在您的核心课程“当代中国：现代世界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中，中国大陆和台湾所占分量相差不多。我想知道您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

　　柯：确切地说，应该是大陆占三分之二，台湾占三分之一。你可能又要问，为什么我没给广东省或其他省三分之一的分量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存在着两个行政体系，又奉行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通过这个课程和这样的安排，我首先想探讨的是，从1950年到现在，中国发展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发展的可能性；台湾也有几种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大陆和台湾不大相同。比如，在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土地改革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土地改革在台湾行得通而在大陆行不通？台湾土地改革从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能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而大陆的土地改革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又如，比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我们发现台湾很早就从政府计划经济过渡到政府指导经济，而这种过渡在大陆却很晚，原因何在呢？事实上，从任何角度上看，大陆和台湾都可以相互学习。

　　再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算得上是真正的兄弟党。两党非常相似：共产党在国民党时期成长壮大，在组织和运作上都模仿国民党，就像国民党模仿苏共一样。两党都学习苏联，尽管各自的学习方式和所学的东西有所不同，他们相同之处还是多于不同之处，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觉得两党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当然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我也不会对他们存在不同的问题视而不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从相同的菜单中寻求各自的答案。比如说，是允许私营企业存在还是进行压制？是允许选举还是阻碍选举？如果允许选举，是不是仅仅因为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获胜？国民党在台湾50多年就是这么做的，直到他们最后丢掉了执政党的地位。而这个时候，他们又不得不改变路线，以便能够重新掌握政权。我认为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从台湾那里学到了不计其数的经验，他们对此也毫不讳言。

　　总而言之，我的课程就是要学生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异同，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可能选择的道路。

　　中国始终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李：您的著作曾探讨全球化与国际化，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呢？

　　柯：中国的过去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不仅要在中国背景下理解，也要在全球背景下来理解，因为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的主导者之一。有时候我们忘了这一基本事实，是因为中国现在对外开放的程度比我们20年前想象的要高得多。其实，中国对外封闭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其开放时期那么重要。在我看来，至少从太平天国开始到现在，人们很难说得清什么是外国的、什么是中国的，在外国与中国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宗教方面，中国始终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中国有时可能是领导者，有时可能是跟从者，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确实是世界的一部分。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也不例外，只不过那个时候，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阵营的成员，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而且是非常核心的成员，所以现在中国努力拓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自然不过了。现在的世界同19世纪20年代的世界极其相似，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中国人，而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

　　李：最近您又开始对中国商业史感兴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对于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您认为中国人从老祖宗那里学得多呢，还是从现代西方人那里学得多？

　　柯：现代的中国商人和商业史很独特，要问他们从哪里学到的市场经济，我觉得，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说法最合适不过了，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商人在采用西方管理技术方面非常到位，不管是董事会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商人特别善于利用国际化的商业组织形式。与此同时，那种家族管理、小规模商业的传统却经久不衰；商业管理通常不仅看商业运作，还看人际关系，诸如交际圈、什么人可以信任、什么人不能信任等观念对中国商业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一个中国的公司，其外在的形式同一个西方的公司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内部的人际关系却非常中国化。也可以说，其硬件有时更像西方，但软件却是非常非常中国化的。不仅私营企业如此，国营企业也如此，尽管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历史不同，但其历史也是非常中国化的。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结合也不是什么缺点，相反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份强有力的资产，可能更适合中国商业的发展。

　　哈佛中国基金会鼓励中国研究

　　李：2006年，哈佛中国基金会项目启动，迄今已资助了不少中国学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项目。作为哈佛中国基金会的重要发起人，您当时为什么想建立这样一个专门机构和专项基金项目？

　　柯：我建立中国基金会的目的，是想在哈佛大学内部筹集一份专项基金，以便资助哈佛大学有关中国的研究与教育。哈佛有很多中国学研究专家，但现在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并不是中国学专家，他们当中有的从事环境研究，有的从事公共健康研究，有的从事比较法律研究，还有的从事建筑、城市规划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目前，这些人都意识到中国这个国家异常重要，并极力想参与到对这个国家的研究中；我觉得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研究更方便。所以，通过哈佛基金会，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哈佛的中国学扩展到中国学专家以外的领域。

　　具体说来，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想资助哈佛大学在中国展开活动，如有可能，最好在中国建立办事处之类的机构；二是想资助哈佛大学内部有关中国学的研究和项目，以便继续保持哈佛大学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三是资助哈佛内部各个院系及各种项目的中国学研究之间的联系，推动其在适当的时候相互合作，以使哈佛大学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各种努力效果最大化；四是想鼓励哈佛的学生尽早对中国和中国学产生兴趣，以便为其将来进行中国学研究或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做好准备；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交流及合作。

　　李：您为什么认为哈佛在中国建立一个办事处或让学生有机会到中国去很重要？

　　柯：因为研究中国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国。当然，我们希望他们去之前有所准备，这也是我们创办哈佛—北京汉语学院的原因，因为学习汉语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国，我们有100多个学生暑期到中国学习汉语，800多个学生春秋两个学期在哈佛学习汉语；此外，我们到北京实习的学生也从无到有，过去两年多已有四五十个。

　　李：从过去两年多资助的项目来看，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似乎有充足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从何而来？您又如何说服人们为基金捐款呢？您是否也希望中国政府或个人参与其中呢？

　　柯：在过去两年里，哈佛中国基金资助了“哈佛残疾人项目”、“危机管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控制空气污染重新思考”、“龙胆：中国的医疗培训和国家保健的标准”和“村庄发展”等7个项目，资金从5万到18万美元不等，今年我们除了资助更多研究项目，还新设了“课程设立资金”，鼓励哈佛教师开发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课程。再加上资助本科生到中国实习、学汉语，哈佛中国基金确实投入不少。

　　但是，到目前为止，哈佛基金还不是投资基金。我们没有把钱投到股市上，基金是哈佛大学投入的，共有10年期限。哈佛大学之所以加大投入，是因为它已经决定将中国作为其国际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日前开张的哈佛上海办事处是哈佛大学唯一的国际中心，哈佛大学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类似的机构。这足以说明，中国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工作的第一重点。我们当然想募集资金，以便在10年之后，继续扩大项目，但募资工作才刚刚起步。所以，如果中国有人想帮助我们这个基金，我们当然很高兴。事实上，这个基金并不仅仅对哈佛有利，它也在资助与中国的合作，资助哈佛学生到中国的大学，同中国的大学生一起学习和工作。所以，有人捐资的话，我们当然特别欢迎。

　　亚洲研究升温不会影响中国研究

　　李：最近一段时间，南亚和东南亚研究在美国高校中越来越热，您认为这是否会影响甚至削弱哈佛或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呢？

　　柯：这个问题问得好。在过去50年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一直非常强，但哈佛大学对于印度和东南亚的研究却极其薄弱。直到不久以前，在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上，哈佛大学从来都没有处于领导地位。最近，哈佛大学也开始着手加强南亚和东南亚的研究，设立了“促进南亚”的项目，以方便哈佛的师生之间、哈佛师生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中最优秀的南亚研究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使他们有机会与南亚著名的公众人物面对面地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系的南亚专家苏加塔·鲍斯（Sugata Bose）教授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南亚研究会转移哈佛大学对中国和中国学的兴趣。事实上，在我们开始创建南亚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也在渐渐增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同时也对印度甚至整个亚洲都非常感兴趣。印度和中国是两个重要的、日益强大的国家，他们对这两个国家同时都感兴趣，我觉得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至于东南亚研究，我觉得东南亚没有一个大国，学生很难集中到某一个国家的研究上，而且哈佛大学也没有足够的师资引导学生从事东南亚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东南亚研究其实对中国研究很重要，如果人们想理解中国商业发展，就不得不了解那些前往东南亚即南洋的人，他们到那里去赚钱，然后又回到中国投资，这种资金循环在东南亚华侨中很典型。所以，我认为，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不但不会削弱哈佛的中国学研究工作，恰恰相反，南亚和东南亚研究越强，我们对中国的研究也就越强， 我丝毫不担心它们会影响中国学的发展。

　　中国高校有望超越哈佛

　　李：您的研究生中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通过对他们的了解，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存在问题？您对中国高等教育总体上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中国大学是否应该以哈佛为榜样？

　　柯：我认为，哈佛大学能够长期保持其最优秀大学的地位，原因之一就在于哈佛大学能够招收到数量众多的优秀中国学生。你看起来似乎有些惊讶，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哈佛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的招生本着纯粹的国际化原则，一个学生能否被哈佛接收，完全看他在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中是否出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哈佛大学从大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招收的学生人数比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都要多。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国学生人数优势就更明显，这一点人们似乎也司空见惯了。所以说，哈佛能够如此强大，与我们能够招收到的中国学生，甚至和有中国教育背景的教授有很大关系。

　　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极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中国高校发展的速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快的，不仅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当然，中国的高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也曾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自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和清朝灭亡之后，中国的人文教育传统逐渐被淡化。在近现代中国人求富求强的强烈愿望驱使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强调专业化和技术层面，人文教育愈加缺失。今天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富强和谐的社会，就需要重视人文教育，需要让学生了解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需要培养更多能改造社会、改造观念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客观地说，各国高校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有哪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能够在本世纪赶上并超过哈佛大学的话，那就是中国。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100年前，哈佛并不是一所世界名牌大学，所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都在德国。可是，现在每个人都认为哈佛大学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而据有些调查显示，目前在世界排名前50位的大学里，没有一所是德国的大学。这说明，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现在第一并不意味着20年后依然是第一。我认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会有多所大学跻身世界最优秀的大学行列，至少是前20名，甚至是前10名。所以我觉得，现在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因为在这一时刻，哈佛大学与中国大学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学术不端并非小节

　　李：中国和美国的大学都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哈佛是如何教育学生，使绝大多数学生认识到抄袭和剽窃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的？这方面，您对中国的大学和学者有什么建议吗？

　　柯：学术造假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同文化对其理解和处理方式也不同，有的处理得要严重些，有的则没那么严重。不可否认，学术造假是普遍的，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不过，哈佛大学对学术造假态度十分严肃。因为我们坚信，一所大学想要生存，最根本的就在于能够取信于人，无论你说什么，你所说的都应该是你自己的话，你所表达的都应该是你自己的思想，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哈佛大学尝试着尽可能早地告诫学生，任何形式的剽窃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种教育从他们踏入哈佛校园那一刻就开始了。哈佛有专门的写作课，每个哈佛的本科生在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都要上这门课，都要懂得怎样正确使用材料。所以，从一开始哈佛就告诫所有本科生不要抄袭、不要剽窃。又因为从国际招收研究生，哈佛大学为使那些没有选修过这门课的人尽早接受这种教育，每年夏天都会办国际研究生新生英语强化班，在帮助国际新生适应新环境的同时，也告诫他们不要抄袭、不要剽窃。

　　我觉得防范学术造假对哈佛很重要，对中国的大学和学者也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逐渐走向国际化，中国的大学和学者也是全球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发表论文时，也尽可能像他们的英国、美国或西欧的同行那样谨慎。我对这项工作非常有信心！不过，我觉得这项工作需要尽早做，要尽可能早地教育学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并对那些明知故犯者给予严惩。

　　（感谢张冠梓先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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