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要修订的内容主要是：适当放宽再生育一个子女的条件；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期的限制；对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做出修订等。对于这次调整，广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不断修改完善，现行《条例》的一些相关规定已经不适应广西人口计生事业科学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重新修订。”

　　近年来，像这样的生育政策“微调”做法在全国各地越来越普遍。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全国实行的都是“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实际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省市之间实行的人口生育政策各有不同。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先后有13处实行二胎生育的试点，其中山西省翼城县的试点影响最大。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只生一个”的人口生育政策之外，地方政府的政策“微调”和二胎生育试点探索了另一种可能，为人口政策走向提供了不同的经验和模式。

　　多元化的人口政策，彰显人文关怀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近30年来，由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因而在很多人眼里它等同于“一胎化”政策。但是，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明确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多元化的政策。他指出，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还有西藏等部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受生育数量的限制。在农村，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第二个的，共有19个省；还有6个省规定，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桂世勋也指出，我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实行分类指导的生育政策，在针对城镇、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上都有所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及各省、自治区还先后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

　　近些年来，随着人口计生工作中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以及对群众呼声的关注，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人口计生部门在执政理念上发生了改变，从而推动人口政策不断创新。有专家认为，以往以强制手段为主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免会使一些群众的情绪对立，甚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尴尬局面。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执政理念的创新，如果站在为老百姓服务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2009年1月1日，第四次修订后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正式实施。它取消了原条例对已婚育龄妇女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应有四年间隔期的规定，同时在已生育残疾儿的夫妻再生育问题、再婚夫妻中未生育一方的生育权问题等方面，给予了特殊照顾。在这种政策“微调”中，透露出一种信号，那就是在基层的人口计生工作中，开始更关注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对已生育残疾儿夫妻和再婚夫妻生育权等细节问题的关注，使得人口政策中多了一份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此得以体现。

　　甘肃省从2004年开始在广河和碌曲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开展“少生快富”工程试点，对主动放弃第二个和第三个子女生育指标的农牧民群众给予奖励。这一人口计生工作的创新之处在于，由处罚超生向奖励少生转变，改变了简单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抓计划生育的传统做法，还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问题统筹解决。国家人口计生委对此进行了肯定，并于2006年开始在中西部地区推广。

　　处在人口计生工作前线的地方政府，能最先感受到“春江水暖”与否。面对群众的呼声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他们需要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而在原有的路子走不通或走的不顺畅的时候，自然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也代表了这些年来中国人口计生工作的总体发展方向，在新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形势下，旧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开始逐渐改变。

　　生育试点，尝试另一种可能

　　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多元化人口生育政策之下，各地生育政策的小幅调整的前提依然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二胎生育试点则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另辟蹊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二胎生育试点相继建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山西省翼城县的试点，同时还有甘肃省酒泉地区、黑龙江省黑河市、辽宁省黑山县、山东省长岛县、浙江省武义县等13处试点地区。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告诉记者：“在1979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提出应该实行缓和的人口政策，提倡生两胎，通过‘晚婚晚育加间隔’来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效果。到了1985年，政府批准在山西翼城县进行试点。”

　　1985年7月，翼城县通过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要求对于农民家庭，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这就是梁中堂所说的“晚婚晚育加间隔”。《规定》中还提到，“实行该规定后，截止20世纪末，可以把全县人口控制在29.5万左右，从而完成人口控制目标。”根据现在翼城县公布的数据，其总人口为30.6万。显然，放开二胎并没有使该县的人口增长出现迅速上升或失控的局面，情况反而比一些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地方还好。

　　梁中堂告诉记者：“这不只证明了允许生二胎可以同样达到人口控制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宽松的政策可能更有利于社会进步。”

　　翼城县的试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24年来一直还只是个试点，并未向全国推广。有人认为，在今天人们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翼城县试点的推广价值已经越来越小了。此外，当初梁中堂进行试点的初衷是为了让生育政策实行平稳过渡，仅就这个意义来说，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了29年之后，似乎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了。

　　而与翼城县一样的试点地区，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试点的其他12个县市，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部分相继被取消。其中甘肃酒泉地区由于有效控制了人口，于2001年又恢复成为试点，还取消了间隔，与翼城县试点相比，它实施了真正无条件的二胎政策。

　　无论是生育试点，还是地方人口政策的“微调”，对于完善中国人口政策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就像梁中堂所说的，虽然这些变化与调整本身的意义有限，但是它代表了一种可能，也预示了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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