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们在人口政策上的争论主要落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的问题上。

　　上海市放开二胎生育了？熟知中国人口政策历史的人很容易将这件事情与29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话联系起来。这句话就是：“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上海市放开二胎生育的消息最近在坊间流传。难道这是中国人口政策开始调整的预兆？记者致电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核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说法不太确切。原来，7月22日，上海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在新闻通气会上曾表示，在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上海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可以生育二胎，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形势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我国人口政策的走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呼吁调整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必须坚持目前的政策，于是形成了人口理论争鸣的局面。大众媒体对此做了很多浓墨重彩的报道，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口政策走向，因此，任何“微调”动作都会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引发激烈争论。

　　专家学者们在人口政策上的争论主要落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的问题上，主张调整当前人口政策的很多专家认为，政策调整的方向应当是放开二胎生育。这几年，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上不断有代表提交有关放开二胎的提案议案。在2008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建议将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对于不生的家庭给予奖励。在200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叶廷芳研究员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项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规模功不可没，但无疑也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全面客观地评价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得失，有必要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否则容易发生偏失。

　　为什么“只生一个”？

　　1980年3月至5月的五次人口座谈会，最终确定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方针大计。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确定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之前提倡的是“晚、稀、少”政策，允许生二胎。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随后又被写入新修改的《宪法》中。

　　五次人口座谈会规模很大，有国家领导人、各部委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讨论的焦点是，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最终，会议认为这个政策可行。

　　不过，这次座谈会也给学者们留下了很多有争议的地方。很多人将现在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加剧、“421”家庭结构（即一个家庭中有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还有他们的一个孩子，家庭负担沉重）出现等问题，归因于当时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因为当时已有专家提出这些问题，认为如果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就会导致上述现象的产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告诉记者：“早在1979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就按照‘一胎化’设想预测了今后50年的严重后果，如人口老龄化问题、‘421’家庭问题等。”

　　座谈会到底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究竟是如何讨论的，最终为什么认为“只生一个”的政策可行，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当时非常重视人口问题的国家领导人陈云在传记中透露，实行“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几乎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权衡利弊后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当时与宋健等人提出大力控制人口，参与五次座谈会并向中央书记处起草会议报告。“当时我们反复论证，对人口发展进行了科学预测才提出只生一个孩子的建议。”田雪原告诉记者，“之所以在短短两个月内开了五次座谈会，是因为每次会议都有新的疑问和争论，每提出一些问题，就得找根据并论证是否可行。当时考虑了只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新生儿智商下降、劳动力供给短缺、老龄化加剧以及‘421’家庭的出现等问题，并且将针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写成附件，附在主报告后面以备领导查询时参阅。”

　　虽然人口座谈会进行了五次讨论，甚至考虑到了很多超前的东西，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离婚率的升高对生育的影响等。然而，批评者还是抛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今颇为严重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当时似乎并未考虑。人口性别比是指一定数量的人群当中男性数量与女性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通常是以100作为衡量单位，正常的数字应该是103至107。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性别比已高达120.2，有的地区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批评的专家认为，如果允许生育二胎，这一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但是也有专家指出，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还要考虑女性寿命较长，男性在生产生活中伤残较多，因犯罪问题入狱的男性较多等因素。

　　二胎，放或不放？

　　放不放开二胎生育，这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目前，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还没有公认的准确数据，但是学术界公认的一点是，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少于2.1个孩子。主张放开二胎的专家认为，如果继续保持这种低生育率水平，未来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其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长期风险。

　　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颇为沉重，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指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但是，目前我们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如果人口老龄化与“421”家庭结构问题同时存在的话，一对年轻夫妇不仅要养育子女，更要抚养4位老人，家庭养老负担将使他们不堪重负，且风险极大。这也是支持生育二胎的专家有颇多微词的地方。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如果允许生育二胎，家庭养老负担会减轻很多。此外，有专家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人口红利期”也将结束，届时不仅要面临养老负担加重问题，还将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将成为“未富先老”的国家。

　　除了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等问题外，主张放开二胎生育的专家学者还提出了独生子女性格问题等论据，认为当前的人口问题已经不再单单是数量问题，还面临结构、质量等问题。因此，应当调整当前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的的生育政策。

　　不过，反对二胎生育主张的专家学者们也针锋相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他的“新人口策论”中，对主张放开计划生育的“生育权利说”、“人口老化说”、“独子性格说”、“性别失衡说”等观点进行了逐一辩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告诉记者，在他的实地调研中，各地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是当前人口还是过多。他认为，目前人口数量问题依然是不能轻视的问题，虽然现在生育率水平降低了，但是还会反弹，因此要坚决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动摇。

　　和李小平一样，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理想社会人口。

　　一代人的计划生育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桂世勋认为，一项政策不可能总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是大大有利于减轻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社会压力，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好的人口环境。

　　因此，有专家表示，在看待人口问题时需要向前看的眼光。就中国人口政策而言，人们的目光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的审视上。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29年的时候，向前看往往更为关键。

　　当一代人的时间即将过去之时，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人口战略问题就是——究竟是否需要在2010年后调整这项生育政策？如果需要调整，怎么做？何时调整？

　　为什么要提到2010年这个时间点？因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曾明确提到，“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其中提到的“三十年后”也就是2010年。

　　曾经参与讨论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田雪原表示：“原来提倡生育一个孩子，那时候讲我们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而且公开信也明确地讲，这是今后一段时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因此，现在很多人谈的放开二胎等话题，其实不是真正的调整或改变，而是一种恢复，实现当初的设想。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一位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在今后一两年内人口政策都不会有任何变化。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一位负责人则向记者透露，虽然一两年内政策不可能调整，但是内部相关的讨论却一直在进行。

　　当初人们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时，便认识到这既非永久之计，也非权宜之计。至于是否需要调整，要根据中国人口形势的发展状况而定。而调整无疑是一个艰难而重大的抉择，需要足够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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