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物馆日前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以“鲁迅与老舍”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我受孙郁兄之邀参会并作了发言。

　　说老实话，我的发言并没有准备得很充分，主要是一直觉得这个话题来得很突兀：鲁迅与老舍怎么比呢？可比的前提是什么？似乎一下子很难找到可比的学术切入点。生于1881年的鲁迅，比老舍大18岁，属于两代人。当鲁迅在“五四”中呐喊时，老舍的文学生涯还没起步。更重要的是，俩人的写作路数迥异。两人从未见过面，却有过一次令老舍感到尴尬的“神交”。那是由老舍的看家本领“幽默”惹来的，老舍曾在《“幽默”的危险》一文中有过一次替“幽默”的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起因也许很简单，就在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正常给《论语》写稿。当时，国家身处内忧外患，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未免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在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信里，话锋把老舍的“幽默”也给捎带上了，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可见，老舍的“幽默”不入鲁迅的眼。

　　研讨会上，我留意了一下，发现有拿鲁迅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与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比的，认为二者都表现了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国民性；有将《伤逝》与《离婚》放在一起谈的，说《伤逝》中的涓生、子君与《离婚》中老李的爱情追求里都包含着现代性因素，其现代性追求梦想破灭后的人生选择体现出了作家不同的生命哲学。研究现代文学里的现代性时兴好一阵子了，但我一直琢磨不透，《诗经》里对自由爱情的吟咏，算现代性吗？屈原是现代派，还是前古典？

　　不过，我忽然觉得其实鲁迅与老舍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是可以拿来比的，他俩各自的青少年时代，鲁迅的日本体验与老舍的英国体验，他们的宗教态度、生命哲学、命运选择，以及俩人丰厚的精神遗产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当代价值，等等，都是可以比的。

　　事实上，鲁迅与老舍还有个对比很有意思，那就是被亵渎的鲁迅与被误读的老舍。鲁迅常被认为是生冷硬猛得横眉利目，睚眦必报，一个也不宽恕，以至于许多年轻读者逆反着偏不读鲁迅；老舍则被描述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到了八面玲珑、一团和气。好像鲁迅冷得没有了人情味儿，老舍可以用幽默化掉一切，有人说老舍若能以幽默看待“文革”苦难，挨过一劫也未可知。但殊不知鲁迅有他的柔情似水，有他的热情似火，那是一种浓郁的冷的热；老舍不是幽默得没有了底线，他有一股强烈的热的冷，他是典型的外圆内方，他是有脾气的！

　　中国文人的悲剧宿命自古而然，鲁迅、老舍概莫能外，他们有跟屈原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有独立不羁，有狂狷耿介，有理性反叛，有韧性战斗，有舍身报国，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自甘背负起精神的“十字架”。虽然或许老舍没有鲁迅思想家般清醒的“启蒙”、“救亡”意识，但他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批判中所表露出的宗教般的救赎意识，在现代作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他最后投入太平湖也更具有屈原色彩。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就像是走在一片开满了野花野草的湿地，极具诱惑力，但走起来往往步履维艰，不知不觉间就会陷入迷局，难以自拔。这时，我们能作出鲁迅式或老舍式的命运选择吗？

　　我常常困惑，老舍在他生命岁月的最后一个春天，在血压高、头晕和写字困难的情形下，何以会至少看起来是那么虔诚地坚持到北京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留下了他平生最后一篇创作——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这几乎是老舍的绝笔之作了，他为把这篇快板词写好，记了长达好几页的采访笔记，满篇都是枯燥的怎么养肥小猪的资料。谁能想到拿笔的这位67岁的老人，是写过《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的那个老舍？！他是爱这个世界的，当他没有任何再眷恋生命的理由时，选择了自杀，未尝不是对自我的一次救赎。对鲁迅，也不能说他恨这个世道超过了爱，他要“立人”，但到他死，也没看到有多少人真正立了起来。他在绝望中耗尽了生命。

　　鲁迅是旷野中的过客，呐喊着彷徨于无地，最终倒在了虚妄之绝望中，遗体上覆盖着一面旗，上书“民族魂”。这魂魄永与爱他的人同在。

　　老舍的理想很单纯，只想着当个职业的“文人”、“写家”，生命的最后归宿竟是冷冷的一汪湖水，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因为他是“自绝于人民”。但他的作品却还在救赎着许多活着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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