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周边地区的变化，我可能稍许有些发言权。原因是，我在这块地儿生活工作了56年，和我的年龄一样大。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的小学就在现在的地铁建国门站西北出口西边一点，就是那几个金属风车的位置。那时，建内大街往东有一座桥，木栏杆，柏油路面。桥下是护城河，这条河经过东角楼到今天的劲松桥流向通州。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学校有欢迎外国元首车队任务时，老师叫我们安静地在路边等待的情景，就在那块90年代初立起来的彩虹门旁边。当时我注意到，马路南面除了古观象台就是荒地，后来北面栽了树，人们管那块地叫“小树林”，其间还有若干个死水泡子，三伏天成了孩子们游野泳、捞鱼虫的地方。

　　河的西面、马路的北面就是现在的社科院一号楼，如今已拆掉了三分之二，所幸没有全部拆掉。这幢扁平的砖混大楼，其设计在当时很有特点，宽大的玻璃窗，平平的楼顶，看上去就像一艘大轮船。80年代中期，社科院篮球队到国家体委训练局打篮球，我国篮球名将、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的钱澄海先生听说我们来自社科院，立刻充满感情地说：“我也来自那块地儿，咱们曾是一家人。进国家队之前，我原是海军队的。你们现在的院址50年代是海军司令部。”

　　我童年的记忆是，海军司令部搬到西郊之后，那时的院大门还是朝南开，门口挂的大牌子念起来有点拗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想不到的是，“文革”之后，我会来到这个单位工作。

　　社科院北面原来是团校，后来是邮局，现在是北京售价最高的豪宅贡院6号。我记得1959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父亲带我去看炼铁，很多人围着几个熊熊燃烧的小炼铁炉忙活着，就在当年的团校、现在的贡院6号里。后来到了七八十年代，团校的院子是东城区选民选举人大代表的投票点，社科院属东城区，也在此地投票。今天长安大戏院的位置，曾有一座小洋楼是某国的驻华领事馆，紧挨着它的南面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舍。

　　在明清时期，贡院是北方举子们的皇家考场。解放后，团校的围墙还沿用了当年的黄琉璃瓦配朱红砖墙。1977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院里计划在原一号楼南面要盖十五层的新大楼。新大楼在挖地基时费了大劲儿，因为在原来贡院的地面上打地基，古人用的是黄土、石灰和糯米熬的米汤搅拌后灌的地基，建筑专家把这种地基叫三合土，据说以前的皇家建筑都是用的这种地基。无论用几吨重的吊锤砸还是用巨型挖掘机挖，就是不散不碎，好不容易挖起来，都是几立方的大家伙。我们天天在午间休息和下班时驻足观看，从挖地基一直看着新大楼一层层地往上长，直到大楼封顶。

　　1984年新大楼落成时，建国门内外还没有那么多的高大建筑物。社科院这座科研大楼颇为挺拔，分到大楼里办公的各个研究所无不欢天喜地。我记得我们外文所特为搬家定做了两辆超宽的平板车，用于装铁质的书架和早已打包成捆的图书，木制的写字台一车能装六个。大家都想尽早搬进新大楼，尽早地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因为以前的工作条件实在太差了。我们外文所在院子最后面的四号楼，就是现在食堂的位置上。从干校回来，这幢二层楼有一大半是无房户的职工在居住，楼道就是厨房，典型的筒子楼。在那时，一家老小能有一间办公室住就不错了，而且一住就是十一二年。

　　如今又是25年过去了，院里先后又盖起了院图书中心，拆除了院里的二号楼和三号楼，新建了大食堂，建成了小桥流水的健身场地，使得我们在工作之余有了更加舒适的环境。

　　而我呢，也从一个孩童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我是看着这块地儿一天天的变化而长大的，我经常会在院大楼东侧楼梯的窗前，看东面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和喧闹的街景、近处那几座随风摇曳的风车、路南那古老的观象台……所有这些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总会带给我阵阵回忆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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