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这是60年前，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里写下的诗句。他满怀着豪情高歌：“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195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何其芳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2月起担任所长。他以创业的精神筹建文学研究所，开创了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

　　提出典型“共名”说

　　何其芳在文学所时，白天做行政工作，夜晚读书写作，始终勤奋努力。在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比如艺术典型问题，是我国文艺理论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度出现了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何其芳以理论家的胆略和勇气，突破占支配地位的流行观点，大胆地提出了关于艺术典型的见解。

　　1956年，何其芳在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而撰写的《论阿Q》一文中，试图回答为什么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 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这样一个难题。

　　在同时期撰写的《论〈红楼梦〉》一文中，何其芳又说：“同中国的和世界的许多著名的典型一样，贾宝玉这个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了一个共名。”

　　他在具体分析了阿Q、诸葛亮、贾宝玉、林黛玉这些艺术典型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典型“共名”说。

　　他认为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如果典型性完全等于阶级性，那么每个阶级就只能写出一种典型人物，而且在阶级消灭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典型人物了。”

　　对文学史研究的理性思考

　　何其芳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不拘于前人的结论，而是从自己的深思熟虑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1959年，高等院校编写了几部中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概括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把民间文学说成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何其芳对这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同年6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认为探讨中国文学史的规律，不应该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要找出中国文学的具体规律来。它们既符合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又对这些根本原理有所丰富、有所发展。

　　他不同意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把许多作家和作品都纳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中去。那样，必然导致把不少作家和人们喜爱的作品都全部否定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就减弱了。

　　关于文学史的编写原则，何其芳提出：“第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第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第三，对作家和作品评价恰当。”

　　他的主张，不但得到了国内不少学者的肯定，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外国学者十分赞赏他的主张，并且肯定地说：“恐怕在今后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对待“厚今薄古”的口号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何其芳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主张编写文学史不必提“厚今薄古”的口号。他认为研究古今中外文学，都是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这就是“古为今用”。

　　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

　　何其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和真挚的情感，结构完整，形象优美，语言清新，诗意盎然，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他具有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而且在大量阅读古今中外诗歌的基础上，研究诗歌理论，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

　　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话说新诗》一文中，他就指出，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适应现代语言的结构与特点，又具有比较整齐、比较鲜明的节奏和韵律的崭新的格律诗体，将是诗歌的支配形式。这是最初提出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主张的雏形。

　　后来，在《关于写诗和读诗》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虽然自由诗可以算作中国新诗之一体，我们仍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但这种格律诗不能采用古代的五七言体，而必须适合现代的口语的特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接着，何其芳又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详尽地论述了他的主张，进一步说明有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认为“诗的内容既然总是饱和着强烈的或者深厚的感情，这就要求它的形式便利于表现出一种反复回旋、一唱三叹的抒情气氛。有一定的格律是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的”。

　　他分析了古代五七言诗的顿和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的原因。同时提出了以顿数整齐和押韵作为现代格律诗的原则。应该说，这是一种勇于探索的表现。

　　在其他领域的贡献

　　何其芳对于新文学创作也非常关注。1959年，在《青春之歌》的讨论中，他针对出现的简单化批评的倾向，写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充分肯定了作品的时代意义。

　　为了总结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在他主持下，文学研究所的部分同志集体编写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一书，从理论、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几个方面，总结概述了十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何其芳还非常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他组织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翻译出版了数十种外国文学名著，系统介绍了外国文学遗产，评价外国文学作品。

　　对待学术问题，何其芳历来强调要发扬民主、“百家争鸣”。他认为：“在学术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把不同的意见提出来讨论、争论，对问题的深入和解决都是有益处的。”

　　在全国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运动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让俞平伯发表自己的意见，凡是讲得有道理的地方，都充分予以肯定，而不是否定一切。对有的文章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他还为其澄清。

　　当然，受“左”倾思想大环境的影响，他也写了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但在文艺批评简单化盛行的背景下，连他自己也遭到批判，他却仍然表示：我们是做研究工作的，不能简单地把古人的东西拿来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批判，应当具体分析。

　　他当时就强调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他认为实践“是一切思想、学说和主张的试金石……实践的烈火是那样无情，只有真理才不畏惧它的火焰”。

　　何其芳的崇高品格、渊博学识、优良学风，为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那光彩夺目的诗文和坚实有力的学术论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链接〉〉

　　何其芳（1912 —1977），四川万县人，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等职。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