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城市）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现实的城镇化实践将深刻决定我国未来城镇社会的基本面貌。对城镇化的内涵、我国城镇化的方向道路及模式等基本问题进行“城市哲学”研究和前提性反思，对我国城镇化与城镇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扩大城镇外延”与“提升城镇内涵”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全面的转换过程。城镇化的推进，决不仅仅是人们户籍身份的变化、城镇人口的增长、城镇空间面积的扩大，而是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人们生活生存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全面变化。马克思曾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村庄向城市的过渡决不仅仅是规模大小的变化，虽然也包括规模变化在内；相反，这种过渡首先是方向和目的上的变化。”

　　如果说，城镇空间的扩大、城镇人口的增加是城镇化的外延特征，那么城镇的安全、自由、活力、意义则是城市、城镇的内涵变量。“安全”是指一个城镇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秩序，其重要表现是人们的人身、财产、声誉等主体权益不受侵犯，得到保护和尊重；“自由”是指一个城镇尊重并保护人们合理的思想与行为选择权，其重要表现是人们可以根据客观条件与主体需要选择并表现自身的思想倾向、行为方式；“活力”是指一个城镇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经济体系，其重要表现是人们可以获得良好的创业机会与事业成长空间；“意义”是指一个城镇对人们具有情感、精神、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其重要表现是人们在一个城镇工作与生活，不仅可能得到物质性、利益性满足，也可以得到精神的充实与情感的满足，并对这个城镇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看来，神圣、安全、经济是一个城市持续存在的三个基本要素，“早在发轫之初，城区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科特金所强调的也正是城市、城镇存在与发展的内涵变量。

　　对城镇发展而言，城镇外延的变化是一种量变，城镇内涵的转换与提升则是一种质变。一个只具有城镇外延，而没有城镇内涵或内涵度不高的城镇是不可持续、没有竞争力、没有未来的；反之，一个不断提升内涵的城镇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综合优势，从而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这就要求把着力提升城市内涵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城镇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城镇化进程中“成就与风险”、“成果与代价”的关系

　　正如熊彼特所说，任何创新、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也正如贝克等所说，现代社会，发展的代价性、风险性日益增加，人们在获得更多财富与现代性的同时，也面临日益增多的风险。也就是说，从来不存在只有收获没有代价、只有成果没有风险的发展、变化、创新；任何发展、变化、创新、实践都具有两面性，是一个创造与破坏、收获与代价的具体统一过程。城镇化的进程也是如此。城乡一体化、城镇社会的推进，决不仅仅是一个线性、单纯的财富和成果的增长过程，而是一个在解决旧矛盾、旧问题的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诸多可能更为复杂、无法预料的新矛盾、新问题的过程。

　　应当看到，城镇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聚集地，城镇化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城镇化为我们新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只能适应的大趋势。同时，也应当看到，城镇化往往也不断加速激活人们的诸多合理或不合理的新欲望、新需求，不断面对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是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们的必然“命运”。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既是“充分发挥人类能力及潜力的条件”，同时城市化也是一条“扩张之路，充满暴力、斗争和忧虑，它使城市本身成为一种‘集中和榨取剩余资料’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进程，一直到我们当今的时代”。

　　也就是说，城镇化是一柄实实在在的双刃剑；城镇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它既聚集着先进的东西，也聚集着落后的东西；城市社会并不是天然的理想国，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人们进行规范、创造、改造、合理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大力发展各项事业，努力满足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提升的各种合理需要，又要通过教育、宣传、法制等手段克制、减少人们的不合理要求，以不断建构一个更加合理、完善的现代城镇社会。

　　“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关系

　　众所周知，“城镇化”又细分为“城镇化”（或者说“城镇化的初级阶段”）与“城镇现代化”两个阶段。如果说，在“城镇化的初级阶段”，主要的发展任务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减少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使城镇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那么，在“城镇现代化”这个阶段，主要的发展任务则是如何形成有活力的经济运行体系、规范的社会管理体系、合理的文化意义体系、有意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可持续的新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体系。

　　在当代复杂的竞争格局下，我国的城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特殊性。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解决城市与农村的分裂这个传统的二元结构老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面对、解决城镇社会、城镇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的诸多新问题。而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往往需要不同的发展战略、工作方法。能否找到合理统筹“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工作方法，将深刻影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

　　我国城镇化的历史特殊性还表现在，我国的城镇化处在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复杂语境下，能否处理好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关系，既充分利用西方的现代技术、市场体制、制度理念等，又有效规避其可能带来的风险，避免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对中国的传统性、民族性、稳定基础等的可能冲击，是我国城镇社会建构中的重大历史课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自然环境、内外部竞争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以集体、整体、共同体为本体的文化心理、民族精神特质。这种以整体为特征的文化心理、民族精神完全可能并可以成为建构不同于西方城镇社会的具有深刻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社会的重要文化基础。比如，在常熟碧溪镇就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把过去流转出来租赁给个体的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等再反租回来由集体经营，以增加村集体的可控资产、财政能力，为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福利问题及村集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问题提供可能。这个例子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它为我们反思90年代以“卖光”为特点的乡镇企业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反思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未来方向、合理形态、中国特殊性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例证。从具体实践看，在与城镇化同步进行的土地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转换中，能否合理传承与发展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个体化与整体化之间、集体化与集约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将深刻决定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深层决定我国未来城镇社会形态。

　　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具体建构路径

　　一方面，从传统社会走向城镇社会是社会发展、人类生活与聚集形态转换的普遍趋势；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的城镇化之路又存在深刻的差异性、多样性。一方面，正如科特金所说，意义、秩序、繁荣，是所有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重要共性；另一方面，所有成功的城镇又一定各有个性，在不同的地区，城市意义、城市秩序、城市繁荣的具体形式与内容又是多样性的。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并不存在一个一元、统一的城市样态。比如，在起源意义上，由于地理环境等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城市便具有深刻的差异性，既有在相对优越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以追求沉静、“来世”为目的的古代埃及城市，也有在相对恶劣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以追求现世的安全与利益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

　　走一条既符合世界城镇发展趋势又适合自身条件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城镇化的根本方向。从国家层面看，我国人地矛盾、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比如，以扩散为特征的所谓花园城市不是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以个体为本位的城市精神不是中国城镇化的文化特征，以市场、社会为主体的运行方式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成为我国城镇化的治理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我国不同地区在自然、产业、习俗等条件上的巨大差异性，为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建构特色城镇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交往普遍化、不同城镇间的空间样态、产业样态、规划理念等表现出深刻趋同性的今天，确认城镇形态、城镇化路径的多样性，对我国城镇化尤为重要。

　　我们需要城镇化与城镇现代化，我们也需要保护与推进城镇体系的特色化。特色也就是比较优势、综合竞争力，一个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城镇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能否形成并发展符合自身条件、特色鲜明的城镇经济、城镇文化、城镇制度与城镇精神，将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城镇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综合优势、未来命运。有特色的城镇现代化，是我国城镇化建设、城镇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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