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2008年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

　　记者：近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研究方面有何特色，取得了哪些成果，在学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卓新平：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学的综合研究力量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们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其一，重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央统战部、中宣部委托中央编译局等部委的相关课题；此外，召开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本领域研究学者，进行学术座谈，并出版论文集。目前，我们还准备组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其研究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和科学无神论研究，并将梳理古今中外历史上在学术层面对无神论的阐述，探讨欧洲无神论的发展和宗教批评史。其二，在研究内容上，重视经典作家的原典研究，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即将出版，完成了中央编译局委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关于经典作家论宗教的三个研究报告，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肯定；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宗教观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引起较大反响，国外有关机构曾要求将论丛翻译为外文在国际上出版发行。其三，在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国宗教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先后出版了由我担任执行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由我主编的《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宗教学卷）》，对20世纪中国宗教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和梳理。我所还编辑出版了《宗教研究40年》，由我主编出版了《中国宗教学30年》。近期，我们还会组织编辑回顾中国宗教学60年的论集，并将召开学术会议纪念中国宗教学会成立30周年。

　　我所在的相关学术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一，在系统全面的国情调研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尤其重视宗教现状的调查研究，曾深入福建、浙江等地进行民间信仰的调研，形成的意见对中央的决策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在相关部委的委托和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注下，我们去年进行了对云南、湖南和江西三省宗教状况的调研，并与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合作，开始对全国宗教状况进行全面调研，力求科学性、权威性、前沿性。其二，相关分支学科研究取得良好成绩。佛教研究方面，由我所主持的“世界佛教通史”课题进展顺利，它将跨越整个佛教发展史，对全世界佛教的发展加以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基督教当代理论和发展研究方面，“当代基督宗教研究”课题已经完成，并出版了六卷书，对基督教在各领域、不同教派的不同思想、在世界的分布都进行了系统研究，是当代基督教研究领域颇为系统、全面的成果，对世界基督教发展的态势进行了总结和前瞻。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对其当代思潮及其与国际关系发展的关联已有系统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其三，重视当代宗教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去年起每年召开当代宗教论坛，根据论坛发言及论文而推出的《中国宗教报告（2008）》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其四，在新学科增长点上作了有益探讨，比如宗教人类学研究方面，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理论追溯又有田野调查，既研究中国具体宗教问题又译介国际相关宗教学理论著作，注重科学研究方法，使这一学科得到快速发展。其五，主持出版国内权威的宗教学工具书和普及著作，包括各种宗教辞典和中国五大宗教的系统丛书。这虽然不是学术最前沿的研究，却可以帮助社会了解宗教是什么，提供相关的宗教知识背景，为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需求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在学科建设、课题制改革方面，宗教所有哪些规划？将重点扶持哪些学科发展？

　　卓新平：宗教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历史不到百年，仍然是方兴未艾，需要建设的东西很多，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建设。第一，继续系统深入研究各大宗教，这是我们的强项，今后要巩固。第二，宗教学本身有其学科体系，世界宗教所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宗教学中有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哲学、宗教生态学、宗教文化学、宗教语言学、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等等，将来我们要投入更大的力量进行这些分支领域的学科体系建设。如果说学科建设是面上的考虑，那么课题设定就是点上的研究，必须采取有点有面的构设，研究才能活起来。我们在课题设置上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要有问题意识，要对那些有紧迫性、重要性、当下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加强与现实的结合。二是重视基础研究，希望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方面能在全国继续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对此我们需要进行相关改革。我们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问题意识和基于中国宗教资源的研究应该在世界上有重要发言权，我们的见解应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在加强对世界三大宗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现在重点扶持的学科为三个新的关注点。第一是道教研究。“道”是中国宗教的核心观念、象征符号；研究道教，要有“大道教”意识，即关注与道教相关的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儒释道三家在历史沿革中都涉及“道”的观念，民间信仰与道教既区别又结合，在“大道教”的研究中可以涵括这些内容，探寻中国宗教的底蕴和特色。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必须重点研究自己的宗教，因此道教研究现在是我们重点发展和扶持的学科。第二是儒教研究。中国到底有没有“儒教”，儒家、儒学到底有没有宗教因素，国内学界争论不休。这涉及对中国宗教历史的评价、对中国宗教性的认识和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了解，因此有必要回答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这个问题。我们把儒教研究作为扶持重点，旨在对这一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分析研究，如在资料搜集、田野调查和哲学升华上都要有基本考虑，并注重从中国社会基层、社会结构方面另辟蹊径，对儒家的宗教性、儒教的存在方式作新的探讨。第三是当代宗教研究。目前世界发展处于转型期，国际社会动荡多变，中国宗教亦出现新的变化，因此当代问题很重要。此外，我们注重对各研究室的弹性扶持，在课题申请和学术会议上对所有研究室给予支持。

　　记者：您2001年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能否谈谈我国宗教学在世界宗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通过宗教学研究提升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卓新平：2001年我担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一职后，致力于与大学结合，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并以年会形式进行工作交流，争取使中国宗教学会在全国宗教学界起引领及整合作用。在国际上，中国宗教学会已成为国际宗教史学会的正式成员，曾与其合作在中国召开过国际宗教史区域学术会议，多次组团出席国际宗教史学会大会，并邀请其会长和秘书长来华做学术访问。目前世界宗教所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和专著受到国外许多研究机构的关注和重视，被引用和转载的文章很多，有些研究成果甚至已被翻译成外文。我也多次受邀参加国外重要的学术会议，其中有些专题发言引起很大反响。我曾担任两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该理事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学术机构，负责联络协调国际上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学会。我所与许多国际宗教学术机构和大学都建立了学术联系及合作的关系。要研究世界宗教，就要加强国际交流和学术交往，我们的学者必须走出去，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要通过研讨会等方式把国际名家请进来，要多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让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宗教学。

　　中国宗教学目前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由哲学人文学科领域一批没有宗教信仰的学者来进行宗教研究。世界上绝大部分宗教研究者都有宗教信仰背景，中国在这方面可谓一枝独秀，其“教外”研究虽然也招致一些批评，但我始终强调客观、科学的宗教学研究，包括神学研究也必须是“学术神学”的研究，将神学追溯到柏拉图关于“神性”的逻辑梳理，对神、神圣问题的探讨和寻问，而不是以一种宗教信仰为前提，在信仰之下对其宗教作理论诠释和教义梳理。除此之外，还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在调查研究时既能深入进去，又能走出来，做到“入其内”、“出其外”。

　　宗教与民族有密切联系，研究宗教也要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要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如对宗教首先要了解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求同存异。

　　记者：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召开管理强院所局级领导干部研讨会，请您谈谈对管理强院的看法，宗教所在落实管理强院方面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宗教所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将推出哪些举措？

　　卓新平： 管理强院是我院今年的一件大事，事关我院发展大局，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涉及对学者学问和人的管理，在实际管理中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差错。这就需要科学管理，我们在贯彻落实院管理强院的相关政策基础上，会结合本所实际，将管理落到实处，促进我所科研事业发展。

　　青年培养方面，我们所已基本完成了从老一代向青年一代学者的过渡。我在世界宗教所当了11年的所长，在管理上有着“敬老”和“扶青”的双重经历，应该说目前“敬老”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扶青”的任务仍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任重道远。由于条件有限，我们无法引进一批很拔尖的青年学者，我感到压力很大。应对这方面的挑战，需要院里出台更多扶持青年的举措，进一步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环境下尽早成长、成才，使他们有所作为，能独当一面，敢于担当相关责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其研究者本身就是人，关注社会科学发展，也必须以人为本，要落实到关心年轻人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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