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和过去划清界限，用“后工业”、“后现代”和“现代性晚期”等词汇来描述当代社会的特征，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自己还活在达尔文的阴影之下这个事实。在《物种起源》发表150年之际，各种热热闹闹的庆祝和纪念在达尔文那张阴沉、抑郁的脸和蜷缩的身体面前，最终都会显得灰暗。也许，他会说你们高兴什么呢？自然已经变得“残酷得令人恐惧”，“丛林法则”是这个世界潜藏的逻辑，社会的和谐再也不能从自然中找到依据。为了描绘这样的世界图景，达尔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把自己变成一台加工研磨事实材料的机器，丧失了对诗歌、音乐、绘画和风景的兴致，这些已不再给他带来快乐，甚至让他感到十分厌恶。毕竟，不可知论只是他的托词，无神论才是他的信仰。

　　达尔文穷尽半生研磨出的工业社会的自然法则——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理论，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眼看出那“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科学界没有人真正喜欢达尔文的学说，相信上帝的人不喜欢，达尔文主义者也不喜欢。开尔文指出地球的年龄不足以给进化提供足够的时间，达尔文的学说只是无稽之谈。赫歇尔说自然选择不过是“一堆乱糟糟的法则”。赫胥黎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只是假说，而非理论，他指出的杂交问题是达尔文一生的隐痛。华莱士则反对将自然选择运用于人类，为此信奉了唯灵论，人的灵魂成为他的避难所。达尔文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并不是自然选择理论，他们追求的是将上帝逐出自然科学的领域，用自然解释代替超自然的解释，争取科学的独立，摆脱宗教的控制。达尔文是达尔文主义者的旗帜，他们为他而战，更为自己而战。至于自然选择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达尔文自己到后来也变得迟疑并最终发生了动摇。他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版中把环境条件作为物种变异的次级原因，从最初的立场开始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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