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尽管人类社会行为的进化研究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其成果的价值和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不仅为现代生物学建立了新的理论范式，也为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行为和生物的性状一样，也具有进化适应的功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从达尔文的思想中获得灵感，劳伦兹和廷伯根等人共同建立了动物行为学。他们关注自然状态下的动物本能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适应功能，相信在生物个体所处的环境中，有机世界通常比无机世界更为重要，其他生物个体远比气候或地形构成更大的选择压力。因此，生物并不仅仅需要适应无机环境，还需要相互适应，而行为正是生物个体之间交流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自然选择不仅是动物和人类形态与生理形成的机制，也是动物乃至人类行为形成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生物学研究出现高潮，以威尔逊、道金斯等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问世。威尔逊相信，人类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万千生物的一个子集，无论人类的成就如何了不起，人仍然和其他生物一样，要生存和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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