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传统文化精神与革命精神不可分割

　　讲中国精神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另一个是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传统。革命传统既包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也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汶川救灾精神等，这都是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以自己的牺牲和奋斗所凝结的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的革命精神，这二者不可分割。可以说，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当代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其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延伸和再创造。现在我们所提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根基的，它们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又融入了当前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革命精神由于有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为根基，所以它是深厚的、有丰富内涵的。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由于发展出革命精神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发扬当代的文化精神要继承传统精神，同时，继承传统精神又要发扬当代的革命精神。既不能厚古薄今，又不能“要今不要古”，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当代很多精神都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并根据革命实践进行了新的创造，所以，要发扬革命精神，就要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既要重视传统文化，又要重视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把两种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的改革既是古代自强不息精神的一种生动表现，又是我们多年来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在当代的鲜活体现。如果我们离开这些传统来进行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搞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在新的时期，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本报记者吕莎/采访整理）

　　郑永年：中国精神开放自强、生生不息

　　中国精神，主要是一种开放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有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开放性，包容一切。从唐朝的佛教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历史证明，开放引导国家复兴繁荣，而封闭则导致落后挨打。中国有闭关锁国的时候，但也不能否认开放是这个国家的文明的主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更是如此。开放性表明其状态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开放性也表明它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崛起后的中国，随着文化自信的恢复，也能把西方一些自由民主的观念包容进去。但是，在包容的同时，中国文化又并非生搬硬套西方的模式，而是将其本土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开放性不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传统而接受别人的东西，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别人，而是“兼容并包，实事求是，为我所用”。简单地说，中国开放的文化就是一个大熔炉，各种观点进来之后，都可以被消化。

　　二是理性，因其开放，且没有宗教的环境，其理性精神就显露无疑。应当指出的是，人们一般把理性精神称之为西方的东西，这并不确切。中国理性精神曾经对西方理性精神的复兴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理性精神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关注。

　　三是热爱和平。也正是因为理性，和平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了，民族精神就是中国的精神。中国人也重视武装力量，但和西方不一样，发展武器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自卫、为了和平，这就是“止戈为武”。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中国精神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人文关怀。这一点也是和中国理性文化相统一的。其他文明关心的是外在世界，比如佛教关注来世，基督教关注上帝，而世俗文化关心的是人，是具体的人。我们误以为西方一以贯之地讲求人本主义，实际上，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比西方的历史更为久远，有丰富内涵的中国文化就是“人”的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渐趋强大，中国精神中的人文关怀内核，得到更多肯定。

　　今天的中国，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潮流下，更需要一种开放的精神。日渐成熟的中国模式应是一个混合型的经济体、政体，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政治形态。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精神的反映和表达。

　　（本报记者张梦薇/采访整理）

　　Vera Schwarcz：中国精神体现民族力量

　　在过去60年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经历并平稳度过了如此多的变化。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变化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态度。如此迅速的现代化脚步很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然而，在中国，无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在这么快速的变化面前，日渐显现的是人民的精神恢复力和创造力。

　　作为一名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过口述史研究的西方学者，我在亲历中国人民精神活力中可以说拥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至今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时的场景，当时我作为第一批美国交换学者之一，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人民面对历史变化时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远见，在1979年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而这在2009年变得更加明了。儒家历史中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和司马光，他们秉持的客观记载历史的精神对后人一直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过去60年间，这种珍视过去以及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变得更加强烈。

　　我在思考中国精神中突出的亮点时，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两位杰出的学者：张岱年和季羡林，他们两位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是享有盛名的教授，而我有幸对两位先生作过几次采访并成为他们的朋友。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同胞一样，有着深深扎根于传统的民族精神。两位先生都从现代教育中受益良多，对来自海外的思想也有着博大的胸怀。同时，他们又牢牢扎根于自己祖国的文化土壤，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都探寻着去为中国人民服务。张岱年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不仅扎根于中国传统，还努力将其精粹发扬光大，而正是这种国粹，使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开始发挥领导性作用。

　　两位先生都经历了巨大的艰难。让我最感震惊的，是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采访他们时，他们中谁都没有表现出丝毫怒气或者是任何幻想破灭的情绪。张岱年和季羡林都决定用余生来继续报效人民。两人都充满了活力和革新精神潜心研究。我自问，是什么在他们晚年的时候带给他们如此大的力量呢？显然，文化之根是其中的一个答案。而他们都认可诚实正直的公共价值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每一个人都体现了所谓中国为人的真谛——这是一种使他能对过去60年的快速变化做出反应的内在的平衡与真理。这些大师是独特的，但同时他们也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力量。因为人民在面临迂回曲折的社会变迁时具有承载文化之根的能力，这些中国精神表现得比以往更加强烈。

　　（本报记者褚国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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