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我的家乡江苏省崇明县解放。当时我12岁，正读初一下学期。随着《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的歌声响彻大地，我渐渐识理懂事，并积极申请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54年考上大学后，翌年被评为“三好优秀生”，不久便写了入党申请书。要不是解放，我绝不可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家里早就定好初中毕业后就把我送到上海当学徒，三年满师即可为家里挣钱。果如此，则我的人生路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受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和指导，我少时即爱好文学，不断练习写作，经常给报刊投稿。高中毕业虽未如愿考上大学的中文系，而被分配到俄文专业，却一点未影响我学习的积极性，因为学好俄文，将来可以当文学翻译家。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某部任翻译，不久即改行，此后20多年里，先后当过下放干部、技术员、工业刊物编辑、机关办事员、“五七战士”、秘书等。作为党的“螺丝钉”，我在工作中绝对服从分配，认真负责，“革命加拼命”，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生产）者。

　　在任何时期，作为一种执著爱好，我从未停止过文学阅读和写作。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全国“招贤”，我报考成功，于1980年由建材工业部正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事儿童文学研究，业余从事创作。这时我已43岁，人到中年了。

　　从工业管理部门转到文学研究单位，工作业务有天壤之别。如何尽快适应全新的环境，是我面临的最大“课题”。毕竟非文学科班出身，大量文学理论和古今中外文学经典要系统补读，单位科研任务又须如期保质保量完成，为此我废寝忘食、夙兴夜寐，堪称“超负荷运转”。一种绝对不服输的犟劲使我很快进入良好状态。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做好党务、行政工作的同时，我较好地完成了科研任务，同时在业余创作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1997年退休前，共出版文论集6本，与人合作文学史专著3种。此外，还出版各种体裁的作品集28本。由于我在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1992年被定为终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年获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1998年退休至今，又有5本论文集和8本作品集陆续问世，其中诗集《春雨的悄悄话》被列为“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诗歌和寓言合集《爱什么颜色》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之一。

　　光阴荏苒，白云苍狗，6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的无知乡童，一步步沿着共和国曲折前行的足迹，历经坎坷风雨，这期间不曾有过大的气馁和彷徨，一路奋然前行，如今变成了白头老翁。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虽不能说修成正果，但事业上总算小有所成，尚不至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天才在于勤奋。我坚信这样的箴言，并奉为自己一生的不二圭臬，在任何情况下奋力实践之。少时求学，后来工作，都充分发扬自身的“主观战斗精神”。大学攻读俄文专业，从学识字母开始，下苦功夫、死功夫，绝无一日之懈怠。初入外语之门后，掌握尽可能多的词汇尤其重要，而一些基本词汇，开始只能死记硬背，别无捷径。为此，我的“生词小本”从不离身，随时随地掏出来背诵，车上、厕上、床上无不如此,我甚至硬是将一本袖珍《俄华小词典》作为课外读物来背诵。整个大学期间，我的所有课目不论平时测验，还是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一律都是满分5分。“三好”中有一“好”是“身体好”，我平时坚持体育锻炼，1955年在全班第一个通过各项体育测试，荣获“劳卫制证章”。课余时间，我坚持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时有短作发表于本校铅印《实践》校报及《新民报晚刊》、《少年文艺》、《新华日报》等报刊。1956年暑假期间，我参加了上海24所高校赴青岛的“三好优秀生”夏令营活动，并于当年被吸收加入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上海青年文学创作组”。

　　从青少年时代起确立并一直保持的奋斗进取和绝不服输的精神，让我在人生各个阶段、各种岗位上基本不留生命空白，不断取得一些业绩。

　　回望漫漫人生路，感慨多多，感悟亦多多。人的成长，生命个体的沉浮，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关键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持正确前进方向不动摇，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

　　如今，我年逾七旬，已进入桑榆晚境。回顾渐行渐远的难忘岁月，不禁感慨万千、思绪纷纭，但我心坦然，无怨无悔。曾有评论家撰文称我是“一支尽情燃烧的火把”，自不敢当，但我也相信一点：在我的著作中，那些从我肺腑深处汩汩涌流出来的，用我热爱真善美纯正情感的心潮浸泡、升华而成的某些短小篇章（童诗、童话、寓言），或许会不受时空的囿限，能够保持较为久长的生命力，馈贻给未来的孩子。

　　至今年止，我已出版各类文论和作品集55种。我愿以这些科研和创作成果，感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我的哺育及文学前辈和革命精英思想对我的启迪鼓舞，并以此敬献给新中国6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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