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被誉为当代博学鸿儒，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文化思想史、文艺鉴赏、比较文学方面，钱锺书都有超越前贤的创建和贡献。“化境”论就是钱锺书对中国译学理论（以下简称译论）的卓越贡献。于德英的《“隔”与“不隔”的循环：钱锺书“化境”论的再阐释》力戒单向阐释，是追随钱氏融合古今、对话中西之法而对“化境”论进行的一次全面、深入的学术阐释。

　　在作家罗新璋总结的中国传统译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中，“化境”论被置于发展的最高阶段，内涵丰富、阐释众多，从钱氏深厚的国学修养来追溯其“化境”思想，是常规的探讨路径。钱氏留学欧洲，通晓英、法、德、意等多国语言；他博览群书，自觉寻求派别或中西阻隔中“莫逆暗契”的“诗眼文心”；其学术思想通常是穿越古今、横跨中西。因此，仅从国学语境来解读“化境”必显不足。于德英在介绍钱氏生平、著述、翻译和翻译理论等研究状况以后，以古今对话这一路向，梳理了“化境”论的哲学美学渊源和“化境”论与钱氏学术思想的关系。

　　作者在中西对话中，对“化境”论进行全面的现代意义发掘。结合现代意义理论，作者对钱氏所述的文学语言特点和文学文本意义生成进行分析，指出钱氏消解传统原文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之解构主义思想，如文学语言的多义性，“文不必如其人、言不必为心声”，文学文本的互文性、虚构性、自足性和非复制性等特征。基于翻译是一个理解过程的认识，作者进而探讨了钱锺书文学文本的理解观。作者认为，“化境”论既在消解译文生硬的痕迹，又在保存原文的风味；钱氏“阐释的循环”主张“文本之义主于一，然又可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其所含的意义是，既要避免旨在重现作者原意的纯客观阐释，又要避免随人异解的纯主观阐释，因此钱氏的“化境”论具有居中阐释的特点。译本生成之际，即开始了异域的生命之旅。作者注重从译语世界阐释钱氏的译文观。钱氏所谓入得“化境”的译文是原作的“投胎转世”，正好契合本雅明所言译本为“后起的生命”之说。作者认为，钱氏的“讹”与“化”相生相伴，合理的、创造性的“讹”具有积极的意义，因失本而成译，译本获得了自足的生命力。且“谋”和“诱”使译文更具生命的活力，起到异域文化交流与历史文化传承的作用。

　　与此同时，作者将“化境”论与西方译论并置比较，揭示出中西哲学思维传统和译论表现形态之差异。经过以上缜密的研究，作者大胆作出结论：尽管“化境”在表述形态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理论内涵上偏重于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但“‘化境’论具有超越西方译论之处，它深受‘象思维’动态循环的圆融性之影响，将翻译诸要素置于平等和谐的翻译活动场之中，体现了动态的、整体的、和谐的圆融性文学翻译观”。

　　钱锺书的翻译观闪烁着后现代思想的火花，这在中国其他译论家中难以见到。于德英正是看到了钱氏翻译话语的反传统性，于是“带着理解者所接受的当代学理所形成的视域与之对话”，这样的思考和阐释路径正好契合了钱锺书本人“阐释的循环”及“打通”之思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线性的阐述，而是一种多元立体的发散和贯通。

　　此外，本书也是对构建中国自己译论话语的一份贡献。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伴随而来的是众多西方翻译理论的进入并在翻译研究领域遍地开花，而我们自己的理论面临虚无的危机。一个大国对世界应该有文化的贡献，这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而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一方面是深厚优秀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是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当今世界翻译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一套标准，中国正在失语。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而话语的建立必须基于对传统的深刻把握，并不断地与世界进行对话，形成有活力的话语体系。作者从传统的译学话语中发掘出当下的意义，是理论的创新，也是建构中国译论话语的一次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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