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缓慢的社会生活节奏，使得人们有充裕的时间在一杯香茗的清新中，仔细地去回味祖先曾经的生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历史责任感，促使着一代又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学人，本着对历史和现实的终极关怀，前赴后继地从事着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结，由此形成了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通史方面的著述。且不说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通史撰述，即如20世纪而言，自1900年章炳麟提出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主张起，一百年间就出版了一百三十多部不同体裁的中国通史著作，章炳麟、梁启超、夏曾佑、吕思勉、邓之诚、周谷城、缪凤林、张荫麟、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尚钺、郭沫若、张舜徽、白寿彝等众多史学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可以说，撰写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著作，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魂牵梦萦之事。这些通史著作从功能上说，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供大专院校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之用的，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和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等；二是具有新体系的研究性著作，这类著作一般卷帙浩繁、内容丰赡，包括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可以称之为对中国既往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和写照，如周谷城、吕思勉等分别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而这方面的代表作则要推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堪称20世纪《中国通史》编写方面集大成式的著作；三是供社会公众阅读的通俗历史读物，如许立群的《中国史话》等。

　　随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新领域的不断开辟，在文化史、社会史、制度史、经济史、考古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就；加之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社会节奏的遽然加快，各种“快餐文化”的强烈影响，都要求《中国通史》类的著作编撰要不断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时代研究的学术特色。一方面，一些历史学者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更多元化的解释；另一方面，在编写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读者阅读趋向的通俗性历史读物和历史教科书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由于这类著作既要注重历史知识的叙述，又要注重中国历史体系的阐述，以便使读者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对中国历史体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所以在表述形式上就要求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图文并茂。中国国家博物馆借助于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组织编写的“文物中国史”丛书，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所谓的“文物中国史”，就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文物是历史文化的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之为物化的历史。因此透过文物，就能够使读者更真实地感受历史，对许多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生动、深刻。可以说，这种解读中国历史的新颖话语方式，就很好地适应了当前社会对新文化形式的需求和青年人的阅读新趋向。

　　这套以文物为线索的中国通史还具有其他通史著作难以具备的特点：首先，丛书以中国历史发展顺序编排相关内容，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了我国目前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其次，丛书中优美的图片，均来源于作者精心选择的典型文物，加之简练的文字说明，使读者既可以系统了解历史知识，又可以欣赏文物，丰富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再次，丛书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紧密结合，系统、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这就使得“文物中国史”丛书既具有了较强的学术含量，又能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它的出现，不仅适应了大众对历史普及读物的新要求，而且对于促进新时期历史学科教学的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也是大有裨益的。这种新颖的解读历史的话语方式，正顺应了新时期历史普及读物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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