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我在上海，当时我刚满16岁。解放初期流行一首青年歌曲《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歌》，我就是唱着这首歌紧跟着新中国前进的。

　　1950年我被北方交通大学录取后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那时候思想教育运动很多，1951年春节，我们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去门头沟宣传抗美援朝。第一次听到农民对旧社会的控诉和体验他们困苦的生活，使我受到很大的震撼。通过这些教育，我初步认识到，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保尔·柯察金的话深深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服从分配，唱着“哪里需要就到那里，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志愿”的歌曲走向工作岗位。

　　1953年是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有幸在这一年被分配到国家计委。一年后，国家计委组建了研究编辑室。在该室工作期间，我先后在国际资料处、计划经济编辑部、经济译丛编辑部从事翻译和编写情报资料工作，从此我就和世界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国家计委正式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局，我成为最早被调去的成员之一。那时候国家计委研究南斯拉夫经济体制，帮助朝鲜、越南制订战后重建计划等等，局里有人参加，我作为助手帮他们做一些辅助工作。

　　1958年，下放劳动锻炼使我进一步解决了“红专”问题。下放归来后，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已并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为后者的一个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室，我被分配到世界经济研究室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组（当时简称为苏新组），工作任务和在国家计委时差不多。1959年，国家计委组织各单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协作问题”，我室参加了，我也承担了对蒙古基本经济情况和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记得有一次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明夫去蒙古访问，就曾打电话让我带着地图去他的办公室，给他介绍蒙古的交通和矿产资源分布。1959—1961年中央交办的任务很多，如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研究苏联经济的结构比例等等。在经济研究所的统一安排下，我完成了不少由世经室分担的任务。有时候交办的任务比较急，下午提出，第二天一早就要交稿，晚上我就在办公室接着干。这个时期，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不少好评。

　　1964年5月，以世界经济研究室为基础、从经济研究所独立出来的世界经济研究所也恢复了生机。在世界经济学界的要求下，时任副所长的仇启华于1978年创办了两份杂志《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译丛》。我在国家计委研究编辑室时曾是他的部下，经他一再动员，我去编辑《世界经济译丛》。《世界经济译丛》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并重，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刊登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有关世界经济的理论观点、资料和信息，受到研究、教学和实际经济部门广大读者的欢迎。

　　1995年，《世界经济译丛》由于长期亏损被迫停刊，当年我也离开了工作岗位。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无微不至。“六有”政策使我们可以颐养天年，对比我的祖辈和父辈，我感到无比幸福。去年重阳节前，北京市出台了照顾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和参观游览的措施。我感到社会风气在转变，社会上出现了尊老、爱老的风气。我想，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前景肯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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