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以农村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不断发展完善，除农村经济研究的学科优势外，还加强了对农村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综合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打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已然成为国内农村问题研究的知名机构。

　　发挥“国家队”的整体优势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定位和研究特色？

　　张晓山：“三农问题”涉及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纷繁复杂、包罗万象，这个现实决定了我们不能做包打天下的研究，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所的定位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掌握现代经济学及农村发展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和求真、务实、创新的科研作风，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农业及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中心。争取在今后几年内，发挥农发所的优势，使2—3个子学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突破自身的学科局限，不能仅就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谈农村发展，又不能脱离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等大的发展格局。农村的转型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我们应将研究置身于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框架之中，把握宏观经济社会变革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在发展学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突出自己的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的特色在于，依托社科院这个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平台，我们的思路比较开阔，能够做到理论和实践结合比较紧密。做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学术导向的研究，一种是政策导向的研究。在应用学科领域，不论哪一种研究，都要和实际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一般都和实际联系的比较紧密，跟踪现实的重大、焦点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

　　在政策建议方面，我们向来主张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不仅要求有一定的理论底蕴，而且要将可行的研究方法和翔实的数据相结合。当然，坦率地讲，在我们现有的研究中，思辨性的研究还比较多，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

　　记者：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问题研究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农发所有哪些研究成果？

　　张晓山：农发所近年来的成果比较多，突出的主要有三部分，其一，《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系列（也称农村经济形势绿皮书）。这个报告从1992—1993年度就开始出版了，目前面世的有17本，内容主要是回顾当年农村经济形势、展望第二年农村经济形势。这本书是农发所与统计局合作的，在社科院所有的皮书中，能够将研究部门与权威数据统计部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仅此一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群策群力，由两个单位合作而成的法人作品。

　　其二，系列出版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这本书精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研究人员各年度的研究成果，自2000年开始，先是每一年、后是每两年出版一本，囊括了农发所研究人员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科研成果都是经过专家小组审定、严格把关后才收入报告中的。农村问题研究应用性较强，研究成果的内容和观点能否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至关重要，因此，本书并非当年出版，而是留出一个滞后期，两年出一本，目的就是通过出版的相对滞后性，用实践检验过去研究的准确度和科学性。2006—2007年度的报告即将付梓。

　　其三，农发所承担的各类课题也出了不少成果。包括国家和院里的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的课题等。对这些课题的处理，我们更多的是以团队的形式来进行，整合所里科研资源和学术力量，协同作战，力求出有分量的科研成果，尽量规避课题的分布过于分散、科研成果流于粗糙的弊端。虽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但是这始终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不仅是农发所一个所的问题，很多研究机构都存在。我们尝试团队运作，就是希望突破这个瓶颈。

　　通过以上三类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多出“拳头产品”，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队”的科研实力。

　　记者：农发所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哪些规划？有没有重点扶持的学科？

　　张晓山：农发所在学科建设方面曾有“十一五”发展规划，我们发动全所同志讨论后，形成了一系列的方案，其中重点学科原来有三大类，现在又增加了两类，共有五类。其一是农业经济类学科，即和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学科。如农村政策评估、农村财政、农村金融、农产品贸易等。其二是农村组织制度学科，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农村产权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社会团体的发育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完善等。其三是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学科。其四是农村产业学科，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等。其五是贫困和发展金融学科。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学科建设要与研究、分析和解决现有农村发展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

　　我认为，学科发展首先要制订近中期目标和规划。按院里最新的学科发展规定，扶持的重点学科两年后可以调整。据此，农发所制订了学科发展目标，根据这个目标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两年后考核的结果将与未来资助的方向及资助力度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学者进行学科建设的积极性。

　　管理强所重在成效

　　记者：自我院实施管理强院战略以来，农发所是如何落实这项战略的？

　　张晓山：在我看来，管理强院的目的是出成果、出人才，是人才强院、科研强院的制度基础和管理保障。管理强所，首先要抓制度建设。农发所本着“废、改、立”的原则，废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建立起新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其次，强调执行力，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执行的紧和不紧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制度本身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那么这种制度就应该能执行得好。再次，管理强所要强调大处着手。管理和服务是统一的，最终目的是创建一个人人心情舒畅、个个想干事业并能干成事业的良好环境。

　　我认为，不论是管理强院还是管理强所，核心都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有动力去做好本职工作，爱岗敬业。科研人员学风扎实严谨，甘于奉献；管理人员做好科研管理协调工作；工勤人员则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们必须承认，目前还存在“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没人干”的现象，还有人往往觉得自己干的多拿得少，看别人总是干的少拿得多。因此，农发所试图建立一个奖勤罚懒、能上能下、个人努力与回报成正比的制度，通过制度建设提高管理的绩效。

　　记者：农发所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张晓山：人才梯队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落实。目前农发所的研究骨干基本是40—50岁的中年人，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知名度较高，这一点我很欣慰；但30多岁的研究队伍中，拔尖的人不多，“80后”的就更少了。我们目前人才建设的重点是让30多岁的年轻人更快地成长起来，使他们在上一辈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得到更好地发展。

　　在人才的引进上，我们充分利用博士后和合作访问学者制度，同时也尽可能地不断引进有发展潜力和研究方向与农发所的学科建设合拍、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学术空白的青年学者，将这些新鲜血液补充到科研队伍中去，以达到提高研究所总体研究水平的目的。农发所将努力为青年研究人员的成才提供一个较好的成长平台。近年来，所里不断地为青年学者提供出国访问和开展学术交流的机会，最近我们所又将有三位青年博士赴波兰参加波兰科学院主办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研讨班。除了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外，我们还对新入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实行了导师制，对青年人员进行有目标有计划的培养。

　　同时，我们还邀请相关决策部门以及农村发展相关学科从事研究比较规范的顶尖学者来所作学术报告，鼓励青年学者踊跃参加讨论，创造一个交流、互动的学术氛围。

　　治学还需打基础

　　记者：农发所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张晓山：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加强基础研究，这是提高农发所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基础研究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基础数据资料的获取，这些年农发所对这方面比较注重，但是还需要建立一些更全面、系统的数据库。以农村经济社会调查为例，目前的权威数据只由来自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全国6万多记账样本户和农业部农研中心的全国2万多个固定观察点所提供。如何建立社会科学系统的农村调查和政策评估体系，这是我们一直考虑的问题。院里的国情调研我们非常拥护，农发所的村庄调研就是从这个基础出发的，以后争取将时点的资料和时间序列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跟踪调研。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条件与地方社科院系统联合，建立社会科学系统的农村政策评估体系和调研基地，将问卷调查与深度的案例研究相结合。这样就能较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农村政策在基层的运行情况，农村政策的效果就能及时反映上来，决策部门也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农民群众对政策的真实需求。

　　二是基础方法论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不在于你的结论是什么，而在于你的结论是如何出来的，因此整个研究的过程、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据的基础数据就至关重要了。我们一直在有意识地开展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和引进方法论方面的人才。

　　三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不是就理论谈理论，而是要用理论来分析和回答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用以指导实践。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生气勃勃的实践是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源泉。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以及农村发展相关理论来分析和总结农村改革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更深入地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回顾和思考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村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进程，永葆理论研究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