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之路上，我国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强大。时值新中国60华诞，本报约请上个世纪不同年代出生的几位学者，畅谈感想，以飨读者。

　　朱绍文：学风事关人文社会科学未来

　　最近看到国庆排练，我感到非常兴奋，远远超出了“高兴”二字。我的兴奋是打心底里感觉到说不出的高兴。我亲身经历了中华民族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在解放前，全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旧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苦难，使我从小就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为寻求祖国富强的真理，我东渡扶桑，苦读十载，并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个人的力量。如今能亲眼看到新中国60年华诞，我深深感到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解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特别是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人文社会科学更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就拿经济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始学习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再以教条主义来解读《资本论》，80年代的研究生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科的著作，开阔了眼界。然而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同时，对《资本论》的学习研究不够认真。今后经济学的研究，我们不能空谈，要把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历史和现状分析“三位一体”结合起来。学风问题事关人文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必须要杜绝在科研道路上弄虚作假，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科学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国家今天的成绩，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争取所有的力量，艰苦奋斗的结果。从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来看，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也要知道这个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我们为此付出了空前的代价，消耗了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大量资源，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面对国内外的许多问题时，我们不能骄傲自满，仍必须谦虚谨慎，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要进一步解放国内的“国民生产力”。要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素质，加紧教育制度改革，绝不能后退半步。更要以人为本，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规律，切切实实地将其应用到今天的发展当中去。当前从某种意义上讲，增强我国的软实力要比硬实力更有决定意义。进一步切实地实行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我们国家现代化和人民的富裕才能稳步向前推进。（本报记者 金辉/整理）

　　黄枬森：前30年与后30年是辩证的统一

　　1947年我到北京大学上学，1949年亲历了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60年来，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天翻地覆”四个字来形容，绝不为过。

　　60年的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变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发展的道路很不平坦，也走了许多弯路。共和国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进的。后30年的道路比较顺利，它虽然不是像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但总是在不断前进，尤其是最后这十多年，差不多是一年一个样。我的概括是，前30年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变化，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才有了中国60年的天翻地覆的巨变！

　　完全否定前30年成就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的变化可以区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几个方面，或者简单划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方面。有形的如工农业建设、水陆空交通、城乡建筑、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其发展有目共睹。无形的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科学理论等，其规模和水平也绝非60年前所可比拟，然而没有前30年的发展作为基础，后30年的繁荣也难以想象。就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来说，它形成于后30年，其经历和发展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但如果探索它的起源，它绝不是后30年突然出现的。我国社会主义道路从开始就去探索中国式的模式，即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前30年的探索很不顺利，有成功，也有失败。后30年的顺利正是借鉴了前30年的经验教训，发扬了正确和积极的方面。新中国的前30年与后30年是一个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系统论述这个问题，下面只举两件我所亲历的事情来说明我的感受。

　　1983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十多个教育科研机构的学者们联合承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科研项目，经过57位学者13年的努力，最终于1996年出版了8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共400万字，先后荣获北京市科研成果奖、吴玉章奖、国家社科基金奖等多个奖项，迄今仍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该说，这是后30年一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但是参与研究的学者们都是前30年培养出来的，他们先后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研读了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水平。没有前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的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1978年立项，1993年完成第一版的出版。但严格说，由于它是按科分卷出版的，只是71种百科全书的丛书，而不是一部书，因而第一版54卷（有的卷包含两三个学科）陆续出版后，就立即着手编写第二版。第二版于1995年立项，2009年出版。第二版是把各科条目按照拼音字母顺序编写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真正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共32卷，约6000万字。它反映了世界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也表现了中国科学文化的现代国际水平。它的完成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科学文化人才的培养，没有科学文化各科水平的提高和成果的积累，要编写出如此规模和水平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不可想象的。参与两版的撰写、修订、编辑等工作的人员共约两万多人，包括了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学科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和中青年知识界精英。第二版的参加者部分是后30年培养的后起之秀，但奠定基础的第一版的参加者却都是前30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这两项成果从启动到完成，我都参加了，我衷心赞赏它们的辉煌，也深感它们的成就不仅是此时此地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历史积累为它打下的基础。我想60年来全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莫不如此。（本报记者 吕莎/整理）

　　曾宪义：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新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共和国的成长休戚相关，而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事业和命运也融入了共和国的辉煌中，我们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新中国法律教育和研究也几乎是白手起家。1951年董老曾实事求是地指出：“学校政法系的教师也很苦闷，客观上他们不知道如何教，主观上我们也拿不出东西给他们。” “现在的东西教两年可以。”（《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的第一个法律系诞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和国家对之寄予深厚的期望。1955年，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情况得以好转，董老在总结法律教育的成绩时对人民大学法学系高层次法学人才的培养充分肯定：“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学，主要是依靠苏联法学专家的帮助，学校的教研室事实上就是苏联法学专家在向教员们进行教育，学习成绩好的已开始进行教课了。”（《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95页）在董老的文集、报告、发言中，多次提到人民大学法律系，对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关切溢于言表。

　　我有幸在1960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师，从此“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成为人生的目标和快乐。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着深深的历史印迹，那就是时刻也不能忘怀人生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盛联系在一起。我很欣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在人生的每一个岗位上履行人生的责任。”“责任”是我们人生的动力，也决定着我们的工作态度。为了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着人生的责任，无论荣辱、无论贫富，因为我们明白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相联系。这种责任，也使我们体会到了付出的幸福。我人到中年，恰逢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法学教育和研究也正蓄势待发，作为老一代教师中的“年轻人”，我走上了领导岗位。我自认是一个民族感情强烈的爱国者，在最初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中，看到某些外国人对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的无知和偏见，心中很是难过和不平。但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要破除这种偏见，必须强大自我，为此我与全院教职工一起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振兴人大法学院、振兴中国法学教育事业的责任，历史赋予了我们神圣的使命，我们必须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古人言“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在与法学界同仁共振新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历程中，我们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而认真工作的。在学术的探讨和振兴中，在生命的每一个岗位上中国古代贤哲“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的训诫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我希望青年一代的学者也能如此，在自己的岗位上“敬业乐群”，继往开来。（本报记者 郭烁/整理）

　　张海鹏：研究历史，明鉴未来

　　1949年，我刚好十岁，正在上小学。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但是很多幼年时候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我认为没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那些艰苦岁月的人是无法切身体会到解放给人们带来的新变化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物质生活没有显著改善，但是因为那些压迫人民的人被打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情舒畅了，我切身感觉到每个人都有了尊严和人格，不用再低着头做人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成长过程中的幸福、愉快、痛苦、酸楚我都经历过了。我亲眼见证了经过60年不懈奋斗，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人民更是扬眉吐气。

　　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认为新中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的日益解放，我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具体到历史学科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新变化。

　　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每年都有大量中国学者到各国留学、讲学、出席相关学术会议，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从国际历史学会1980年召开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中国史学会便组织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历次讨论会，加强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大批国外的优秀历史学作品，也被引进到国内并被翻译成中文，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者的眼界不断拓宽，观察历史的方法不断深化。

　　60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不断取得新的历史认识。以往的历史研究，根据时代需要，突出了革命史、政治史。近30年来，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等方面，都得到了与政治史同等力度的研究，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研究都有了很大进展。

　　中国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发生过激烈的学术讨论。以前，学术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也即是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把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现在，部分高校已经开始按照这种标准划分学科专业和授课。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学术界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目前，我们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是不成比例的，我们对国外的认识还很不够。这几年，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呼吁加强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研究。我认为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把世界史作为一级学科来看待，加强世界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让更多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年轻人去国外学习和交流，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一手资料，这样才能出更多的优秀成果，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突破。

　　6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各国都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刮目相看，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骄傲自满。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本报记者 金辉/整理）

　　姚文放:文学理论与乌托邦之梦

　　新中国60年文学理论，处于开创、建设、斗争、动荡、改革、开放、发展的时代，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我认为新中国60年文学理论的嬗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自形成了一定的乌托邦理想并受其主导。

　　新中国成立后17年到“文革”是新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政治乌托邦理想主导。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上基本采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随着中国文艺政策的不断摸索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化和本土化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新时期文学理论以审美乌托邦为主导。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创作开始复兴，文学理论也开始摆脱以往的精神桎梏，寻求拨乱反正的取向和路径。这个时期，人们力求以审美取向为核心来重新建构和整合文学理论，他们充分施展学术创造力和理论建构力，将“审美”概念的涵盖性、黏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时间以“审美”为特征的新概念、新学说呈井喷之状，“审美特征”、“审美价值”、“审美意识形态”等，任何说法一经提出，紧随其后的就是一个体系。这些带有审美乌托邦色彩的基本观念，成为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构筑文学理论体系以及文学理论教材的基石。人们致力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设，在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逻辑框架、范畴系统、问题意识等诸多方面都多有创新和开拓。

　　但是，审美乌托邦自身存在很大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审美乌托邦的支配下，文学理论逐渐暴露出机械本质主义的苗头，往往将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预设为文学艺术超历史、超现实的绝对本质，忽视了其中可能存在的种种差异性和偶然性。这就使得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的把握逐渐丧失了灵活性、变通性，日益趋于僵硬和刻板。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是第三阶段，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审美乌托邦的光彩逐渐黯淡下来，“美学热”逐渐降温，文学也滑向了边缘，而科技理性逐渐成为主流。在这种人文理性告退、经济冲动强劲、价值取向逆转的重大变局中，文学理论一时间应对乏术。造成这种局面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审美自律论的机械性。仅凭传统美学的思想已无法解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美学与生俱来的非功利、非实用的品性已无法满足人们在商品社会日益增长的感性需求和物质欲望。在电子传媒创造出来的视听奇迹面前，原有的美学理论变得苍白无力，而美学固有的精英主义路线在大众时代又不合时宜，曾经引领文学理论的审美乌托邦终于被新的乌托邦理想取代。

　　80年代人们言必称“美学”，而今人们则是言必称“文化”了。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的嬗变以后，人们的研究兴趣又转向了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传播媒介、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生态美学等与社会历史、现实政治、人类生存状况攸关的文化现象了。虽然“审美”的美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曾经掀起了一股热潮，但其焦点已经转移到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了。就其实质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文化研究了。人们从审美自律性的狭小天地中讨生活转而重新思量人性、命运、幸福、价值、责任、信仰等人类生活的理念，人们在历史的拐角处发现了新的理想境界——文化乌托邦。

　　当今文化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实践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最终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对于社会现实表示关注、进行干预。文化研究使得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现实从规避到介入，从疏离到切近，打破了审美自律性的障蔽，直指社会现实、时代生活的重大主题。华勒斯坦的一段论述对此可谓一语中的：“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使对于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本报记者 金辉/整理）

　　姚先国: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不足

　　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人是解放后不久出生的，可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随着共和国一道成长，亲眼目睹了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虽然没有老一辈新旧社会对比的切身感受，却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深深体会到体制变革的神奇力量。

　　我的老家湖南华容县，地处洞庭鱼米之乡，吃饭问题并不难解决。老人们给我们忆苦思甜时，讲得最多的是旧社会兵荒马乱，受人欺压，整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饿肚子倒很少提起。而“大跃进”期间，却个个饱尝了饥饿的滋味，不少人连饿带病死去，包括我的祖父和刚出生不久的二妹。直到改革开放前，缺衣少食都是许多地方普遍现象。

　　而改革开放不久即迅速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持续增长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沿海发达地区更是日新月异。自1984年起就长期与我们合作的德国教授缪尔达斯曾说：“我每年到杭州都发现这里变了样，中国发展太快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也是中国经济学迅猛发展的30年。十年“文革”几乎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陷入停顿，教师队伍被整得七零八落。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后，不得不面向社会“不拘一格招人才”，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我于1979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那时以读马列经典著作为主。其他经济学文献少得可怜，即便有一些被翻译过来也往往供批判用。我记得在准备学位论文时，想查找一些外文资料，本校找不到，跑到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去找，也没什么收获，找到的一些文献都陈旧不堪。复旦大学是全国首批经济学博士点授予单位之一，当时有一位老教授曾悄悄对我说：“读博士学什么呢？除了《资本论》，我们还能教什么？”

　　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大量引进国外经济学理论，西方发达国家、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文献被翻译和介绍进来。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消化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到国外考察、交流，大量留学生出国进修或攻读学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各种新的经济学科尤其是应用经济学科不断建立起来。有人统计，仅80年代前半期新设的经济学科就有60多种。经济学者服务于改革开放实践，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提出各种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献计献策，功不可没。许多老经济学家的贡献尤其值得称道。

　　现在大学扩招，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多了，分配也难了。有些人认为大学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对此我不敢苟同。1982年毕业后，我一直在浙江大学工作，从1988年担任经济系负责人起，先后参与组建了工商管理学院、对外经贸学院、经济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主持申报了多个博士点、硕士点，亲身感受到经济、管理学科队伍的成长与壮大。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无论是教师的知识水准还是学生的素质和能力，都是在逐步提高的。今天学生所受的训练，所接受的信息量，所具有的理论水准和外语、数学、计算机能力，都与我们当年不可同日而语。1993年我请一位德国知名教授来做为期3个月的讲学，讲了几次后，学生反映讲得太浅，我向他反馈这一意见，他感到很吃惊，说他在俄罗斯、东欧各国讲同样的内容，学生还反映听不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学师生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人才引进越来越多，参与国际学术研讨，在国外发表论著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开始呈现师资队伍与学生素质良性互动的局面。因此那种“九斤老太哲学，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大学生、研究生分配难主要是由经济社会结构转换滞后，需求不足引起的。

　　近些年，经济学者似乎遭受批评和指责越来越多。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丁学良教授的“五个说”曾引起轰动和共鸣。我觉得，到底中国经济学家有几个、哪几个并不重要，因为这涉及评判标准的设定，这里不想讨论。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学者（包括大学教师）队伍的不足，及如何克服这种不足，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未来中国崛起的需要。中国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起步于改革开放，毕竟只有30年，与国际接轨才开始，水平的差异是不言自明的，偌大一支队伍出现几个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偷鸡摸狗之徒，固然可恶，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君不见，党和政府如此不遗余力反腐败，还不是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前腐后继”？师德、学风之弊，当然与个人品德、修为有关，但以我20多年的观察，觉得主要是环境和体制所致。尤其是现行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已“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教师、学者的体制内收入太低，要过上体面的生活，必须得东奔西走，到处“刨”食，而各种各样的“工程”、“计划”，都是着眼于“拔尖子”，依赖于人为的判定，而对升职的考核，又多是“全能冠军”的标准。由此造成分工不细化，做学问不专注。中国学者并不比别人笨，但外国同行用十分精力做一件事，中国学者却要“横站”，十分精力要做几件事，岂能竞争得过？国内外人才的差别待遇，又造成“为渊驱鱼”之势，“人不出门身不贵”，只有到国外混出个头脸，才能被作为人才引进，于是优势潜才纷纷外流。如此等等，使得当教师、做学问越来越成为“饭碗”，而不是事业，在这种情势之下，能当个合格的“老师”已经不易，遑论“大师”？

　　这种机制不变，不论经济学科还是别的学科都难有预期的繁荣。严格行为操守，宣传模范典型，提倡坐“冷板凳”，都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毕竟一个社会的圣人是极少数。

　　创造更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形成更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当是繁荣学术、培育学术精英的关键所在。

　　张曙光：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本报记者 何兰芳

　　记者：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学者，您对共和国60年有什么独特的感受和思考？

　　张曙光：撇开套话，我个人的突出感受是50年代出生的人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也很值得，有自豪感。因为我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大的运动、变革和事件，使我们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身心两方面都得到了锻炼。经历了这些运动、变革和事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体会到我们这个民族无比的坚强、不屈不挠，应当说这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直接关系。新中国第一个30年，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也走了很多的弯路，留下深刻的教训。这才有了后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立，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使我们走出东亚地域的限制，走向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性交往”。不止是经济的发展，我们各方面的变化都与此密切相关。今天的中华民族真正像当年郭沫若先生所期待的那样，凤凰涅槃般地再生了。

　　记者：如何看待新中国60年学术人文之路？

　　张曙光：学术是时代的反思，也是时代的构成。所以60年的学术明显分成两大阶段。前一个阶段，学界主要是学习、解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很有意义的，但出现了严重的单一化、教条化和僵化；结果，与20世纪初相比，学术研究反而贫乏了、退步了。后一个阶段通过大量地翻译、研究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各种现代、后现代论著，重新研读、阐释中国古代典籍，使中国学术界展现出比20世纪初还要广阔的理论空间。但我认为，中国学术界真正原创性的东西还不多。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我们的现代化毕竟还落在别人后面，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首先是在别人那里出现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汲取别人的经验；二是外国的理论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实践，我们需要的是中外结合的理论，中外的结合其实也是古今的贯通，而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三是学术的自治和自律还处于“初级阶段”，学术作为观念性文化的核心部分，不仅要与政治、经济相对区分开来，它内部也需要合理分化并实现生态平衡。一方面，学术是思想中的时代，形而上、形而下这两个层面都要有，并且各有自己“联系实际”的方式，不能要求一个模式；另一方面，社会分化了，学术也肯定要分化，即学术要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从而形成旨趣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并展开正常的学术争鸣与批评，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为社会提供丰富而优良的智力支持和精神资源。目前我们还只是看到端倪。

　　记者：新中国60年之际，对新中国未来有何展望？

　　张曙光：我有两点期待。

　　一是从制度上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说的“不折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往往是“物极必反”，直到前些年，还在经济上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当然不奇怪。但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现代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反思能力、预见能力，不能走到极端才更张、撞到南墙才回头，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所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亟待提高理性化程度和自组织能力，这既关系到文化问题，更直接地关系到制度建设问题。

　　二是中国要全面地和平崛起，提高文化软实力，对世界事务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应当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政治和文化的建设，使中国社会的“内涵”体现出丰富性和优越性。它具体地表现为中国的每个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格的尊严，职业的荣誉和创新能力。为此，依靠宪法和法律建立“公民社会”，规范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就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任务。明确了这样的任务，我们才能最终解决包括城乡“二元”分立在内的有形和无形的等级制对于国民精神的束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腐败和文化低俗的问题；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才能给人以方向明确、目光长远、形象鲜明、担当道义、信守承诺的负责任大国的认同。

　　上述两个方面密切相关，我期待中国的学术研究为此作出贡献。

　　邱泽奇:我们是幸运的一代

　　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学者，我感到幸运。

　　一方面，我们没有经历过战火，也没有经历过武斗，在我们形成人生观的阶段，经历了自20世纪初以来的100年中思想最动荡、社会变化最惊心动魄，同时也是最充满激情的时代。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成长期培养起来的激情没有用于“阶级斗争”，而是遇上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

　　我认为，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读书人，通过读书，为社会作出贡献，并借此成就自己。回望新中国60年的学术之路，大致可以以改革开放为时点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由唯意识形态论转向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的是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做陈景润似的科学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及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既要有“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境界，也要有尽职尽责的胜任能力。

　　如果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中国的学术是为现世谋生存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经济逐步走上发达之路的时候，学者们面临学术的历史转折，那就是为后世谋太平。在谋现世的年代，学者们随历史潮流而动，为现世立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但谋后世，则大不相同。

　　学术与社会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时的问题。我认为，学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就个人思考而言，我觉得有几个关乎国家和社会命运的问题值得我们长久地关注，我相信很多学者对此都有共识。

　　第一，中国城市化问题。中国到底要走怎样的城市化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争论，但直到今天，似乎并没有于社会发展有利的共识。

　　第二，老龄化问题。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在资源有限、环境压力大、人口年龄结构特殊的条件下，中国到底如何安置老龄人，使得老龄人口健康和幸福，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命题。如何既充分运用祖先的智慧，又有效利用现代手段，是我们在处理老龄化问题的进程中需要谨慎面对的。

　　第三，国家治理结构问题。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协商认同的结构，协商之前是对抗的，协商之后仍然是对抗的，认同仅仅是协商的短暂后果。如此，获得认同的机会和代价都非常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民主日益成为世界潮流的条件下，如何能既让个体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又避免形式化的民主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代价，也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命题。

　　第四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如果不把这些纳入视野，一味地高喊为了学术而学术，就显得有些狭隘了。（本报记者 郭烁/整理）

　　项威：青年人肩负重任

　　在我看来，新中国60年不是割断的60年，而是近代国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苦苦求索之延续。我们已经在主权完整、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上取得了一定成就，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展望未来，面对的挑战依然重大，我们青年人肩上的责任依然很重。

　　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可能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改革和发展。这既要借鉴西方的制度设计和经验探索，也要立足本土的国情和文化。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说，这一切可以从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慢慢做起。与此同时，我希望我们国家继续保持一个团结稳定的局面。

　　新中国60年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是比较有限。哪怕是在今天，依然充斥着一些低质量、重复性和脱离现实的学术文章或研究。在我看来，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一是我们在思想方面有待进一步的解放；二是现有的体制，比如大学教育与科研体制，不能很好地吸引人才和激发学者的创造力；三是我们在建立学术规范的系统规则方面还很欠缺，比如应对剽窃的规则。因此，要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为学术研究营造更好的氛围。（本报记者 郑巧/整理）

　　闫鸣：以加倍的努力开拓未来

　　新中国成立60年了，作为一个“80后”，我感觉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中，每个亲历者都会为这些成就感到欣喜和自豪。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社会大众在识见和心态方面逐渐呈现出一个开放的状态，我们国家走上了一条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之路。

　　回顾60年的发展经历，我们更有信心，新中国在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建设方面还将保持持续的发展势头，这一趋势是人所共见的。在硬实力提高的同时，我们应该在制度、文化以及民族心态等软实力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在西方社会惊呼“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时，国人不能麻痹大意，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桥梁，真正地做到“温故而知新”——只有了解过去、尊重历史，继承优良的传统，才能真正地维护国际威信和民族尊严。我们年轻人也要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

　　人文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它所植根的社会环境。在这60年中，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科学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20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中寻求出路。几代人文学者上下求索，从批判传统到重拾国学，从盲目跟风到独辟蹊径，中国的人文科学正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之中破浪前行。可以说，正因为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曲折，我们才更能体会到开放自由的人文环境的重要；正因为有过各种思潮的起起落落，我们才会在面对抉择之际更为从容和明智。因此，只有在正视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辨明方向。目前的文化和学术领域，正处在多样化和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在感受网络与信息时代的便利时，也面临着更多的困惑。什么是真的传统？如何复兴国学？怎样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理论思潮中汲取养分？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新一代的人文学者需要付出加倍的耐心和努力开拓未来。（本报记者 郑巧/整理）

　　刘国福：移民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学者，我如今正在从事的移民法研究，对于新中国而言，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应该说，我的成长和我今天在移民法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实拜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赐。

　　我考取大学那年——1988年，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法制建设如火如荼。于是怀着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经济法专业。在先后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我踌躇满志地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的政策分析员和法律顾问。不久之后，随着公司业务的深入开展，我先后被派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公司处理涉美、涉英等巨额经济纠纷。涉外经济纠纷案件的日益增多，工作总量的不断加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强劲态势，而正是这种态势促使我立志要为我国的经济法学科建设作出学理上的贡献。于是，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我根据自己的涉外经济工作经验，依据所掌握的部分案件材料，经过细致的理论梳理，先后主编并出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案例评解大全》、《经济法案例评析》、《民商法典型案例解析》、《举案说法：青少年法律知识普及读本》等专著，逐步走上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上述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法学科日臻成熟，学科教学与研究工作得到长足发展，教学与科研人员与日俱增，各类成果推陈出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而与此同时，我在穿梭国内、国外之际，深深感到相较于经济法学科建设，国外法学界的另一门显学——移民法学科，却几乎在我国尚未起步，以至于与出入境相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如护照和签证制度、边检制度、移民管理制度、中国人在境外法律地位、非法移民、非法越境与犯罪等却呈现出越来越频繁且日趋复杂的趋势。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何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包括出入境管理在内的移民法发展经验应用于中国，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少走弯路和不走弯路，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凡此种种，引起了我的思考和关注。

　　2002年，公安部出台并实施了出入境管理改革诸项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向世人彰显了我国出入境管理立法日趋开放的趋势，它同时也激发了我对移民法研究的浓厚兴趣。当年，我辞去收入颇丰的工作，转而留学澳大利亚，经过艰苦的学习，于2005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大学移民法文凭和悉尼科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达尔文大学执教移民法课程。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新人，为国而学，为国所用，为祖国的学科建设和繁荣富强贡献力量，是我们的责任，更是一种义务。面对国内宽松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氛围，我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当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2006年初我应聘回国，成为移民法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我如今在国内从事的移民法研究领域，完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改革开放至今，30年来，中国的人员国际流动发生了巨变，出入境活动呈现“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局面。近年来，我国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达3.45亿人次，出入境已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并由此引起人权、出入境、国籍、社会福利、户口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解决中国人员国际流动法律问题具有了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人员国际流动为研究对象的移民法，开始引起中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

　　为深入研究移民法，自2006年始，我先后主持了“移民法律制度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尽力厘清移民法学科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另外，为扩大移民法的影响，让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和认同移民法，我召集和组织的“国际移民法”、“21世纪出入境（移民）管理”、“国际移民法的新发展和中国移民法的建设”等系列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公安部、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鼎立支持。研讨会上，政府部门应邀派员列席，专家学者建言献策，共同切磋中国21世纪出入境管理。今年5月，我倡导和组织成立了中国首个从事国际移民法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北京国际法学会国际移民法专业委员会，以组织的形式将学术研究队伍稳定下来，团队性地探讨国际移民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分析中国移民法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并被推选为常务副主任。

　　我深信，由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国策和人员国际流动不可逆转的趋势，移民法将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是10年或20年的时间，会从一门新兴的、比较落后的学科，发展为一门流行的、比较健全的学科。作为移民法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我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也为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和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而感到庆幸和光荣。（本报记者 奚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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