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1987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在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利益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等方面，有所创新。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和译著多部，在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作为国庆献礼，本报从今天起将以“人文中国60年”为题，刊登一系列高端访谈，从各个方面对过去60年的伟大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
　　站在2009年，对新中国60年来——包括前29年和后31年——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进行科学和客观的评价具有特别的意义。围绕着如何认识新中国60年历史经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等问题，本报记者范勇鹏（以下简称“记者”）采访了王伟光同志。

　　要正确评价新中国的前29年　

　　记者：您好！对于新中国60年的历史，当前存在着一种观点，把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伟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地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在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经过短暂的和平恢复时期、社会主义过渡和所有制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基础上，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所开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总结研究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历史经验时，不能把前29年与后31年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在理论上是一种误导，有必要从历史事实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客观、准确、全面、科学地总结新中国60年的历史经验，这也是对新中国60周年最好的纪念。

　　记者：要正确评价前29年的历史，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王伟光：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前提，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准备。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概括，不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正确的思想观点。本人难以苟同该说法。首先，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的基本观点既是对中国革命，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概括，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同样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改造和建设时期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正确观点，丰富和充实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前提。最后，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上的失误并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中。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一是成功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制度前提和政治基础。

　　二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实践努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和经验准备。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失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29年，尤其是1957年下半年以来曲折探索的20年一定要采取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地评价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功与过，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和发展道路所必要的。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记者：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明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毛泽东的功和过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具体在哪些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王伟光：主要体现在10个方面。1. 率先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3.在对中国国情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认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

　　4.提出了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目标和中国工业化道路。

　　5.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6.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的理论创新认识。

　　7.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认为中国不搞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体制，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8.提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方针。认为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继续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批判。

　　9.提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10.提出和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正确认识，实际上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回答，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是我们党理论创新宝库的伟大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问题”

　　记者：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且在新中国的建设实践过程中一直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毛泽东之后历届党的领导集体是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的？如何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王伟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毛泽东与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继承开拓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不断推进、接续发展的关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对毛泽东和党的失误，以至严重失误的再认识和纠正。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关键，只有紧紧抓住这一首要的根本问题并加以解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集中地解答了这一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封闭不是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建设；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独创性的科学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郑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验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和路线，科学确定了时代主题，正确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提出并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进入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轨道。

　　记者：邓小平在寻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是否也找到了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答案？

　　王伟光：邓小平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对如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前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记者：那么我们党是如何面临并解决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

　　王伟光：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又面临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一重大问题。在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尖锐地提出要弄清楚“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六·四”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及时地向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的重要交代。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4年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力量抓党的建设，根据新情况新要求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决策，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集中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创新，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回答了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但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外部的全球化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成了党的重大历史使命。

　　王伟光：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世纪新阶段向我们党提出了“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科学发展观，其实质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回答“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同时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1年伟大发展历程中，我们党依次回答了三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集中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新成就。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续深入回答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建设和发展的伟大精神财富和思想指南。

　　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记者：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党创造性、时代性地解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问题，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内涵。这是一条成功之路，您认为成功的根本原因何在？

　　王伟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在曲折的探索中成功开辟和健康发展，归根到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60年。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这个客观世界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是艰难曲折的。只有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才能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引向胜利。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灵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

　　正是因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也被看做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而为世界所瞩目。

　　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记者：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王伟光：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除了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还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

　　科学发展，就是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其意旨是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通过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确保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和谐发展，就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内涵，也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中国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

　　和平发展，其核心思想就是：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在国内追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同时，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基本方针作为指导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旨。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