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经典之作《历史研究》中探讨了一个宏大的主题：人类文明何以起源、发展、兴盛以及衰亡？汤因比建立了一个简洁且引人深思的模型：“挑战—应战”，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回答。他认为人类文明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类对其自身所面临的种种不幸和困难的应战，成功的应战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兴盛繁荣，而失败的结局则证明了这一社会应战和创造能力的不足乃至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讲，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为应对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无数仁人志士历经百年救亡图存的艰难困苦，最终选择确定的一种应战模式，这一模式的成功也是举世公认的。但在历史文明的长河中，60年仅仅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未来各种各样的挑战还会接踵而来，只有可持续的繁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并且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在民族国家林立并且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下，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仅只是取决于自身绝对实力的不断增长，更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相对实力的较量上，要能够比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更快，人均收入更高，创新能力更强。所以，在我们总结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同其他与共和国同龄或是建国时间相近的国家进行横向的比较，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这种比较背后实际上是对国家兴衰之道的一种探寻。无论是对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国家兴衰都是一个难以回避，并且充满着巨大诱惑力的谜题。其缘由不仅在于揭开这一谜题的过程所带来的思辨的快乐，在置身于各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获得前人智慧时的愉悦，以及直面那些伟大历史转折时的激情澎湃，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一种竭力使本国本民族摆脱衰败的厄运和走向持续繁荣的轨道的责任。

　　相比韩国、以色列甚至日本、德国，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和疑虑，因为中国的“块头”大，并且传承着没有间断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是实实在在的“大国崛起”，这同“小国崛起”有着本质的不同和影响。特别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和中国有关的“小事”都会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放大处理，中国在国际政治或国际经济领域的“善意”举动，也会很容易被理解为“别有所图”。这无疑都增加了中国崛起的成本，但历史地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起，并真正在最后能够站稳脚跟，归根到底不在于少数人高兴不高兴，而在于植根在历史、文化和制度中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中国的下一个60年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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