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60年来的政治、经济和外交

　　张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经过战后初期美国主导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日本确立了新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60多年来，日本政治发展平稳和动荡交替出现，保守化倾向日渐增强；经济发展经历了50年代的恢复增长期、6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七八十年代的稳定增长期和90年代后的萧条徘徊期；对外战略总体看是以“旧金山体制”为基础，以日美关系为主轴，经历了从唯美国马首是瞻到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

　　政党政治：重建 对立 分化

　　政党政治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战后60多年来，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大体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恢复重建期、50年代至90年代的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对立期和90年代的党派分化组合频繁、多党竞争加剧、政局动荡不稳这三个大的阶段。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走完一个甲子的2009年9月，日本政坛发生了地动山摇的变化。自民党在2009年8月的参议院大选中惨败下野，结束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局面。取而代之的鸠山由纪夫率领的民主党，在国民期待变革的呼声中上台，其与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长期以来，为推翻执政的保守的自民党以求变革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政党和后援团体，如何协调相互之间的理念和利益上的分歧，稳固政权，为民谋利，将是近期日本政坛的主戏。

　　经济：恢复 增长 萧条

　　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恢复增长期，60年代是高速增长期，七八十年代是稳定增长期，90年代以后进入萧条徘徊期。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复是一个“天赐良机”，战争“特需”刺激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1960年，池田勇人组阁，由前任内阁的“政治优先”转为更现实的“经济至上”，对业已出现的“岩户景气”推波助澜。其间，借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机大幅增加公共投资，1963、1964年连续两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两位数，出现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景气”。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70年代虽经历了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但经济仍能稳中上升，1979年人均产值与美国相当，1980年汽车产量超过美国，1981年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与此相应，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1985年后，虽然日本经济一度出现萧条，但在低利率政策和旺盛内需的推动下，还是出现了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长达53个月的经济景气，由于这一时期虚拟资产的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实际资产的膨胀速度而被经济学者称为“泡沫景气”。

　　“泡沫景气”的直接后果是使日本经济自90年代进入长期的萧条徘徊期。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4%、0.5%、0.6%，基本接近零增长，日本经济由“景气”转为“危机”，整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几年，日本经济始终处于萧条徘徊状态。

　　对外战略：从追随美国到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日本战后的外交战略是以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旧金山体制”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此后50多年，日本的外交战略总是以此为基轴，根据国内经济、政治状况和国际局势的变动适时调整。其主要特征，一是虽有反对的呼声，但还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起主导作用；二是以70年代为界线，之前是围绕国内经济建设调整对外关系，之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民间的大国主义意识、右翼政治思潮与政界的保守化倾向形成合力，做政治大国、恢复昔日辉煌的欲望日渐强烈，反映到对外战略上则是在国际社会中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日本走过的60年：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

　　郑萍（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

　　1945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曾提出，科技落后是日本在二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将战败的原因抽象地转化为科学不免让人有掩饰战争罪责之感，但日本振兴科学的举措确实是在美国因素之外考察战后日本60年发展道路的重要线索。

　　日本的战后教育被称作民主主义教育。依据1947年3月制定的《教育基本法》，日本强调彻底贯彻宪法精神、保障教育机会均等。相对于战前“忠孝一致”的军国主义教育，战后日本的教育更重视“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主精神”，以实现“人格的完成”。同时，日本的教育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调整。经济高速增长期中的1966年，日本提出“理想的人”的概念，强调作为日本人的自觉意识，尤其强调敬业、勤劳。1998年提出实行“宽松教育”，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2008年又提出培养应对21世纪“知识基础社会”时代所需的人才。对教育的重视，使得日本早在1954年高中入学率就超过了50%，2009年大学入学率也超过了半数。

　　普通教育的高度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发展。《日本学术会议法》（1948年7月制定）规定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学术研究的许多内容，指出：“立足于科学是文明国家的基本信念，在科学工作者全体人员的意志之下，将我国的和平复兴、为人类福利作贡献、与世界学术界携手、有助于学术进步作为使命。”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要采取“学—官—产”体制，即大学、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附属的研究所合作，其中大学是主力。20世纪末，为减轻国家负担，振兴地区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开始提倡“产学官合作”。学术研究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也注重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作咨询建议的对策研究。

　　目前，日本拥有近80万人的专职科研人员（2005年，包括自然科学），研究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7%（2007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国家。设置于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机构有200余个（1997年），政府下辖的研究机关有100余个（2000年）。民间的研究团体就更多了，这些学术团体伴随社会变革的需求而成立，如20世纪40—60年代，经济学研究团体较多；60—7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吸引并影响了一大批研究者；而战后日本一直以追赶欧美为目标，故而与欧美各国的学术交流较多，但随着70年代末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起步，关于亚洲地区的研究也活跃起来。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基于对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的反省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即使在冷战时期，日本大量的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仍旧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这些持反体制思想方法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社会中大量存在，也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学术队伍的一个特点。至于学术趣味，强调学问与政治脱离、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在日本可谓大有人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导致一批左翼学者不再高姿态讨论马克思主义，这就助长了右翼势力的气势。否认侵略战争、改写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改订《教育基本法》（2006年12月）后，要求热爱国家重视传统，唱国歌向国旗行礼等等，都预示着走过60年发展历程的日本，正经历着某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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