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奇迹

　　李云龙（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无双

　　新中国60年的经济成就辉煌灿烂，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举世无双。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有300多年了，但迄今为止，也只有10亿人口实现了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一场涉及13亿人的巨大社会变动，其规模远非从前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可比。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即使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没有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值得全国人民骄傲和自豪。

　　60年的历史证明：第一，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不断扩大政治民主和民众参与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与任何政治制度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合作形式，充实合作内容。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了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还要获得民众更多的授权和支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保持中国政治制度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进步是全球性事件

　　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既是中国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近代以来，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对中国大肆侵略，中国成了主权受践踏、经济受控制的半殖民地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结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国选择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外交战略。后来，为了追求外交独立与自主，为了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同冷战的双方都疏远了。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开始，中国又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国际社会。这一段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外交折冲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战略格局和冷战的进程，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最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中国是以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身份重返全球体系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强调国家利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特点。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有巨大的差距，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展开合作。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融入世界。但是，中国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特色。相反，中国为世界带来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使全球大家庭更加丰富多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再怎么称赞都不过分，因为我们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多数事业都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对于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同经济建设和自然科学发展一样，新中国在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也在于建立了门类齐全、基本满足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体系和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文化人才和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尽管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已经开始逐步接近世界水平。（本报记者 怀畅/整理）

　　历史证明了中国模式的生命力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模式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60年的经济建设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废墟上起步，中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保护和发展。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行计划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国家从积贫积弱渐进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大国。其中，农业在GDP所占的份额从75.9%降低到15%，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不到世界钢产量的1‰，到1996年首次超过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至2008年粗钢产量突破5亿吨，占全球产量的近40％。人民生活普遍富裕，总体上实现小康。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通过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而稳定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就是说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日益结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并以人民政协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确立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我国国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人民意志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确立、完善和发展，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基本政治制度基础，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不仅如此，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制度体系的职能的实现方式、手段与途径，推进了这一制度体系日益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深化了人民民主的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有机结合。这样以来，不仅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得以不断健全和完善，而且民主政治建设上下结合，城市社区自治、农村村民自治这些素有“草根民主”之称的基层群众自治由城市到乡村依法推进，城乡基层民主得以扩大，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本报记者 怀畅/整理）

　　只有中国，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巴利·布赞（Barry Buzan）（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

　　我不十分了解中国内部的发展，以前也并不十分关注中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功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中国的发展蕴藏着诸多新的因素，将影响国际社会的未来面貌。目前我已经访问过中国四次，每次都看到令我激动的变化。

　　现在很多人看好“金砖四国”，我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金砖四国”没有太大意义。俄罗斯很大程度上在倒退中，人口在减少，国家在变小，短期内不太可能成为世界大国。关于巴西，有一句谚语，“巴西很有潜力，可惜永远是潜力”，我不认为巴西明天就会变成一个大国。印度的前途更艰难，我很怀疑印度能否成为世界大国，当然，它会是一个地区大国。只有中国，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尽管中国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如果要我就中国的发展发表观点，我认为中国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是超越历史恩怨。克服中国和日本等国家之间的憎恨，将消除中国崛起的一个障碍。20世纪前半叶欧洲历史的一个主题就是法德之间的仇恨和战争，当时很少有人能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二战后，法国人和德国人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先驱者们，通过巧妙的方法解决了两国的历史恩怨，使法国人和德国人都走出了仇恨的阴影，也走上了发展和复兴的道路。欧洲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但是中国人也许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经验。第二个挑战是环境问题，中国一定要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个威胁人类命运的问题。（本报记者 范勇鹏/采访编译）

　　中国将崛起为负责任的大国

　　梯姆·邓恩（Tim Dunne）（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国际关系学教授）

　　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受到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左右，认为物质实力的计算可以决定一切。例如，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就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导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安全竞赛。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从英国学派的观点来看，崛起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将是一个秩序维护者而不是一个体系威胁者。因而，我认为学者应该将目光从“权力”转向“责任”，即从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影响。事实证明，中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值得依赖的伙伴。尽管中国自有一套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而且中国不喜欢受到这种观念和话语的批评，尤其是当有人打着民主之名试图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时候，但是中国并没有对21世纪的国际结构提出颠覆性的诉求，相反，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对话之中。（本报记者 范勇鹏/采访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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