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待新中国60年来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发现的恰恰是容易被忽略掉的制度优势。
●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水平不仅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代表着一个国家在思想上的高度和深刻性。
从1949年到2009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60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经历了少年的迷茫、中年的奋斗,进入了老年的恬淡和物我两忘的“耳顺之境”。60年,对于一个国家又意味着什么呢?经过创业、积累和发展,60年的时间能否让国家也进入一种“耳顺之境”呢?
60年的时间很短, 建国60年的1836年,美国还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国家,当时的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还是个需要大量黑人奴隶来开垦的蛮荒之地。60年的时间很长,它足够使一个国家由弱转强,或由强转弱。1928年的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60年的发展和积累已经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强国。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昭和军阀的幽魂已经从几年前德国巴登巴登小镇中的“三羽乌”,逐渐成为控制整个国家的中枢力量。十几年后这个强大帝国的轰然垮台正是在这个国力极盛的时期埋下了祸根。
历史总是因为纷乱复杂的线索而显得扑朔迷离,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用单一因素来理解历史的方式根本无助于理解真实的历史,过分清晰化只是学者头脑想象的产物。因此,观察世界只有用开放的心态和多元的视角,才能更深刻理解这60年的伟大历史意义。
历史长河中的中国奇迹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这是李大钊90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确实,要读懂中国的今天,不能不读懂她的过去。
稍微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只要不带政治的偏见,就不能不承认,古老的中国,真正获得新生并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开始于1949年。在此后60年中,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短短60年,我们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而且活得有尊严、有希望,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我们使一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科技、教育的大国,而且正在成为强国;我们使一个积贫积弱、陷于封闭半封闭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现代国度,享有了大国应有的尊荣,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60年,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清晰地看到它独有的价值和地位。这是考察60年伟大意义的第一视角。从纵向看,新中国60年的社会进步、文明积累,无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超过了秦汉以降两千年历史进步的总和。从横向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60年间完成如此巨大、如此深刻的历史跨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堪与中国比肩而立的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属于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从古代走到今天,从未间断!
当然,严肃的科学思维,不能止步于历史现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要揭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内在原因。60年中国奇迹,它因何而生,缘何而起?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自从全球化进程开始以后,对国家历史的考察,就一刻也不能离开国际视野。要发现“制造”中国奇迹的内在因素,也许,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几个与中国有相似经历的国家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独特的中国因素,发现中国因素的独特价值。
印度与中国一样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作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独立之初的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德国和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被限制了政治和军事能力之后,全力发展经济。在苏联解体之后,它们分别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强国,但现在却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发展乏力和老龄化的困局,日本更是由于没有走出地缘政治的桎梏而难以彻底摆脱二战影响。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无论是工业基础、还是科技、资金和人才上都无法与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中国却在去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德国,而且很可能今年或明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
当我们回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他国家身上的闪光点。且不说德国、日本远远领先的人均GDP,在韩国、以色列这样的中小国家身上,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大国应该学习的经验。韩国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要高于中国的企业;以色列在面临世界上最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情况下,用科技和文化精神打破了自己命运的牢笼。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但每个国家的发展经验却又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那些发展历程与中国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国家,既是我们发展的参照物,同时也是我们观照自身的一面面镜子。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是其内部力量发展的结果,也都是内部制度完善的结果。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命题,在看待新中国60年来伟大历史意义时,我们应该发现的恰恰是时常容易被忽略掉的制度优势。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在谈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时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话:“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人数为300万,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通过对几个相似国家的比较,我们看到经过历史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政治体制在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比较中具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现在学术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的基础。
在国际视野下,在各种发展模式的比较中,6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在对以往60年来的历程进行反思和总结的今天,我们更充满了对自身制度的自信和自觉。在国际视野下反思中国模式,这也是在耳顺之年衡量国家成就的第二个视角。
社会科学家的历史责任
著名媒体人邱震海曾说:“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都会涉及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1、物质层面;2、制度层面;3、民族精神层面;4、文化更新层面。”新中国60余年的发展,使得我们已经跨过了物质现代化的门槛,如何实现制度和精神的现代化?这是在国家度过耳顺之年的时候,历史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
回顾大国发展的历史,不论是重商主义引导下雄霸整个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法国,还是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的东邻日本,其国家衰败的最早征兆不是财力或军力的匮乏,不是缺少长袖善舞的外交手段,而恰恰是本国知识分子群体独立人格的丧失和一代人的集体失语。社会科学的水平不仅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代表着一个国家在思想上的高度和深刻性。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在物质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梳理和重建民族的精神世界?如何促成文化的自我复兴?如何使中国的社会与人文精神变成全世界的精神财富?这是耳顺之年衡量国家成就所必须解答的重要命题,这一连串的问号本身就成为耳顺之后中国充满信心、衡量国家成就的第三个视角。
中国充满信心
二战后,世界上有一大批国家浴火重生,与中国一同走过了约60年的发展历程。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在21世纪初的世界上所处的时代坐标。当然,比较必须要有标准,我们按照三个标准选取比较对象:其一,在二战后的40年代下半叶起步或重新起步;其二,其政权和政治体制迄今没有发生大的断裂;其三,其国家规模和实力能够对今日世界发生较大的影响。按照这些标准,我们选择以色列、印度、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与中国进行横向比较。7个国家,6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增添了鲜活的素材,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令人着迷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报采访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当然,这些专家的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比较不是为了寻找自满的理由,而是为了寻找现有的不足和未来的方向。在这7个国家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光辉灿烂。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我们祝福这些与新中国一同走来的国家,祝福它们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得顺利、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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