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研究环境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笔者目前的浅见，简单地说，从物质层面讲，通过探索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过去的利弊得失，避免重蹈覆辙，防患于未然；从精神层面讲，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具有的许多精神面貌，如艰苦奋斗、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听天由命以至于生活习俗等等一些积极或消极特性的根源。这对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层次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研究中国环境史，应该探讨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环境（无论以全国还是局部地区为范围）是如何演变来的？第二，这种演变（不论积极或消极的）的原因（自然、人文）是什么？第三，这种演变究竟是必然的，还是或然的？第四，我们能在其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如何指导我们今后的环境行为？因此，就中国具体的环境和历史而言，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人口与土地利用问题。这个问题在环境史研究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但要将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讲得很清楚，难度很大。首先，讲清楚历代人口和耕地（全国或局部）的实际数字很难。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需我赘言。其次，即便已将这些问题讲得比较接近历史事实了，我们的研究也还未完成，还得对此历史事实进行评论和分析，或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更难了。

　　以中国范围而言，对历史时期水环境变化的研究，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自周秦以来，中国便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以其自然条件，无灌溉就不能有好收成。因此，先人很早就知道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建设，为全国中心。汉唐时期经济、文化辉煌，就是建立在发达的水利建设基础上。而宋代以后渐趋衰落，黄河下游水患不断，灾害连年，明清更甚。当时为避免漕运之劳，不少志士曾试图在京津地区种植水稻，最后或因成本过高，或因收效不著而罢，其主要原因为水资源缺乏。而水资源缺乏，除了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外，人类活动究竟在其中有何失当之处？

　　研究中国环境史，一定不能忽视整个社会体制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环境影响十分明显的一点，就是都城所在地往往是环境破坏最严重之地。关中平原建都千年，对秦岭、陇右森林的破坏有史为证。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太行山、军都山的植被砍伐多有专题论文。因此，环境史的研究，不能离开与政治体制史关系的研究。

　　环境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从环境史的探索中，会发现中国人民许多传统的人生观念、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而这种差异又与不同的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这是研究社会史的专家所共知的。笔者也曾撰文《“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江淮平原与人文》加以讨论。因此，研究环境史，不仅能够认识中国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能理解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地区差异和变化。

　　最后，笔者想谈的一点是，自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唐宋变革”说以来，八十多年里中外学者对此都有讨论。虽然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但认为从唐至宋，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发生过巨大变化，这一点似无异议。有意思的是，从中国环境史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大致从晚唐至北宋中期我国环境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大体表现为：（1）黄河为患日益严重，从唐末宋初至清末，黄河为患愈演愈烈，这与从东汉至唐末的一千年里黄河基本安流的局面大不相同。（2）黄河流域环境日趋恶化、经济衰退，从宋代经元明至清，中央王朝漕粮、财赋，主要来自东南地区，经济中心南移，黄河流域的经济已支持不了庞大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3）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境从宋代起开始恶化，到了清代江汉流域水土流失也是十分严重，江湖淤浅，灾害频发。（4）东南地区从单一农耕经济发展为多种经营，棉花、瓷器、造纸、印刷、制茶诸业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级兴起，平民参政意识加强，由此科举制度更加成熟。这些与黄河流域经济衰退、贵族政治依附的经济背景失落，似有一定关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