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是世界各大学哲学系的共同课程，中国的大学开设这门课已有90余年的历史。在北京大学1918年的一份课程表上，我们看到，当时的“哲学门”为二年级学生开设“西洋哲学史大纲”这门课，由胡适讲授，而且是续开课。由此可以推断，这门课最晚在1917年就已经开始了。张颐、贺麟、陈康、郑昕、任华等著名教授都讲授过这门课。20世纪40年代，北大使用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英文教材，50年代，北大使用的是苏联版本的《哲学史》多卷本教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中国人自己写的西方哲学教科书，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出版的《哲学史简编》，其中的西方哲学史部分由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等执笔。这部分内容后经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改写成《欧洲哲学史简编》，于1972年出版。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集体编写的《欧洲哲学史》，陈修斋、杨祖陶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稿》，朱德生、李真编写的《简明欧洲哲学史》，钱广华等人编写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和空前进展，新编的优秀西方哲学史教材更是更新换代的标志性成果。概括地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先后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浓缩了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吸收西方国家的最新成果，跟踪国际学术前沿。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智慧，近代西方各国自17世纪开始编写系统的西方哲学史，各类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和基本材料已经成熟定型，并不断从第二手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补充新的观点。作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和最新思潮的重要窗口，西方哲学史教材与西方最新哲学成果的翻译和引进相结合，教科书与资料选辑相结合，是中国学者研究、讲授西方哲学的机制。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译的西方哲学原著资料：《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哺育了整整一代哲学工作者，80年代编译的两卷本《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已是“经久耐用”的教学资料。现在，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都已经有了中译本，国外流行教科书也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或原版引进。西方哲学的翻译工作正在向系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和《维特根斯坦全集》等已经问世；《黑格尔全集》和托马斯的《神学大全》等也在进行中，一些规模巨大的名著也正在翻译之中；西方哲学名著选辑的重新选编和翻译已被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资料的积累和更新，为提升西方哲学教科书的整体水平提供了坚实而宽厚的学理基础。

　　第二，用中国人的眼光审视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中文，而不是西文。中国人总是根据政治形势、社会改革的需要以及文化建设的需要，有选择而不是盲目地，有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引进、研究、传播和吸收西方哲学。在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改革开放时代，编写中文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不只是简单地复制，而是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按照汉语的思维和表达习惯来解释西方哲学史的材料。西方哲学史本来就是评述结合的学问，充满着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中国人编写西方哲学史，更是带着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把西方哲学的思想转化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组成部分。比如，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苗力田、李毓章等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冒从虎等编写的《欧洲哲学通史》，都是自觉地用中国人的眼光评述结合的优秀教科书。

　　第三，著述个性和学术性的一致。西方哲学史是西方人爱智慧、求真理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答案，但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被修改、被重写。优秀的西方哲学史无一不是学术性教科书，通过作者的思索、理解，重现哲学史上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的较量，从而达到培养哲学思维、启迪批判创新的教育目的。21世纪我国出版的一些教科书，如韩震主编的《西方哲学概论》，邓晓芒、赵林编写的《西方哲学史》，张志伟编写的《西方哲学史》，以及拙著《西方哲学简史》等，均围绕哲学问题，在哲学论证方面下工夫，虽篇幅不大，却能起到举一反三、启发智慧的效果。与此同时，西方哲学研究者通力合作，依托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编写了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体现了中国学者的集体智慧，堪称标志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整体实力的“学术航母”。

　　第四，20世纪80年代，我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摈弃了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阵”的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相反，西方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反映马克思的评论和观点，阐明各时期哲学与同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全面准确地认识西方哲学思想的阶级属性，正确看待历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和相互影响，实事求是地评价各派哲学的是非得失和历史局限性，既符合国际学术通则，也体现了中国国情。最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西方哲学史》，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和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本项目将集中全国学者的力量，于近年内推出全面反映国内外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型教科书。

　　新中国60年，中国学者在编写西方哲学史教科书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有自身不足之处。在我看来，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大部分研究者还是采取哲学史家的态度和方法，缺少中国式批判和理论创新的自觉。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了的肯定与有保留的否定之间的张力。我们应该永远告别改革开放之前那种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论的武断粗暴做法，但现在没有任何批判、完全肯定的做法也不可取，这两个极端都是缺乏自信、没有自觉的结果。我们应该看到当今西方哲学的危机，对它消极、负面的社会影响，要引以为诫。只要我们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用发展了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把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建设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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