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60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编写，概括地说就是一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摆脱教条束缚、探索民族智慧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路基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开始铺设的。其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郭沫若、吕振羽、杜国庠、侯外庐）取得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最具大学教材形态的是侯外庐著述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前三卷）。当时商务印书馆有王云五主编的“大学丛书”，收录冯友兰、钱穆等人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侯外庐的著作作为生活书店“新中国大学丛书”的组成部分，显然有着与冯友兰、钱穆等人相区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新中国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材开启道路之意。侯外庐这两部著作后来进一步完善为由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5卷本，成为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的重要蓝本之一。

　　任继愈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是新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教材，为大学生提供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知识和基础学术训练。尽管任继愈意识到苏联教科书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公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不能不受制于这个公式。而出版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前4卷），同样是任继愈主编，在摆脱了“两军对阵”的教条之后，中国哲学特有的内在精神和发展规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彰显。

　　从80年代开始冲破“两军对阵”的教条，直至进入21世纪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体趋向表现出学科的自觉，越来越明确地以阐发和揭示中国哲学富有民族特色的智慧为己任。中国哲学史教材与这样的趋向一致，这在通史教材和专门史教材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以中国哲学通史教材为例，从体裁上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人物或学派为纲，按年代先后叙述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纵论体”；另一种是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各方面重要问题源流演变的“横析体”。前一种体裁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萧箑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冯达文和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这些教材一是试图勾勒中国哲学史所体现的认识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圆圈”；二是注意阐明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范畴的基本含义；三是对于唯心主义，着重分析其作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某个环节之意义。后一种体裁比较突出的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李存山的《中国传统哲学纲要》。以问题为纲，对于考察和理解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想传统更为有利。通史教材两种体裁的并存，反映了近30年从不同途径阐发民族智慧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的探索。

　　以专门史教材为例，就其内容来说，大约可以分为断代史、范畴史、专题史、学说流派史。在断代史教材中，突出的现象是中国近代（1840—1949）哲学史教材大量涌现，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吕希晨和王育民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李振霞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些教材深入地论证了以下观点：中国近代哲学是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民族智慧的“接着讲”。近代史以外亦有宋代、明代、清代的断代哲学史教材。范畴史的教材主要有：张岱年的《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要论》、张立文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葛荣晋的《中国哲学范畴通论》。这些教材均试图阐明中国哲学范畴特有的含义及其富有民族特色的逻辑体系。专题史教材方面，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把少数民族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姜国柱的《中国认识论史》、赵馥洁的《中国哲学价值论》、夏甄陶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姜国柱和朱葵菊的《中国人性论史》、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等等，从不同侧面显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智慧。学说流派史的教材主要有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陈来的《宋明理学》、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汤一介的《魏晋玄学论讲义》。这些教材或是注重梳理理学发展演变的阶段；或是注重揭示理学体现的“近世化”的精神价值；或是以中国哲学与经学诠释的紧密关联为切入点，由对《周易》的诠释史来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质；或是从儒道释融合的角度，整体上呈现玄学所达到的理论思维高度。总之，更具体、更深入地探索中国哲学的民族智慧。

　　回顾60年，甲子轮回。近30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编著似乎又回到了60年前的起点，而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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