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负有三重功能：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引导社会实践、作为基础性意识形态。以此为视点，当能更好地理解哲学教科书几十年来的内容变迁，并展望其未来的可能发展空间。

　　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本功能。对于其他哲学而言，以教科书的方式阐述其基本原理并非难事。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实现这一功能却大非易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本身即意味着哲学中的一场重大革命，即从传统的只是以解释世界为指向的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转向以改造世界为指向的实践哲学。这一革命性转变带来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性翻转，即从实践对于理论的从属性转变为理论对于实践的从属性，或者说，从理论优位转变为实践优位。但这一转变却对如何从理论上表述这一结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传统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基于理论优位即认为理论在生活实践之外有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能将实践吸纳入理论之中，即能将实践归结为理论，因而其理论表述就是从理论到理论，在原则上并不存在什么困难。而实践哲学既然基于实践优位，即将与理论异质性的实践视为理论的出发点或阿基米德点，则其理论表述便须从实践到理论，因而其中便存在着如何穿越两大异质性活动领域的重大理论困难。这一理论表述困难在通常情况下是隐含的，只有在试图将全部理论构造成为一个体系性的东西时才会显现出来。教科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体系性的理论，因而它不能不面对这一困难并加以克服。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克服，这一困难就能构成教科书内容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如果这一困难被简单化地处理，则可能构成教科书内容发展的根本限制。事实上，这一困难往往被简单化地处理了，即通过回归理论哲学，从理论出发，将实践消解为理论而回避了困难。其中又有两种方式：一是走实体性哲学之路，取消主体能动性，即将理论视为外部存在规律之反映，并将实践视为依照理论进行的活动；另一种是走主体性哲学之路，高度强调实践的首要性，但又将实践视为一种可被理论完全把握的东西，而非与理论异质的东西，这样便可在理论中将实践完全地表达出来。前一种方式的典范无疑是传统教科书。教科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定型于30年代末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一直在社会主义国家延续数十年。后一种方式的典范则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有限意义上也体现于“实践本体论”之类主张中。这一方式在一些教科书中有某种影响，但未有系统体现。无疑，这两种阐释方式都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路，因而需要从真正实践哲学的理路上加以克服。

　　引导现实社会实践构成哲学教科书又一基本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理论上主张解释世界的理论从属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且要将这一主张在实践中付诸实施。但实践必定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是历史地变迁的，而理论要能够引导社会实践，就必须密切关联于现实社会实践。换言之，特定时期的社会实践会对理论提出特定的要求，这一要求又会引导理论的发展方向。例如，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体性哲学阐释，便是与计划经济这种实践方式相匹配的；主体性哲学阐释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以及在教科书中的某些反映，可视为对市场经济对于人的主体性召唤的回应；而市场经济在发展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则构成了90年代以来兴起的各种实践哲学阐释的机缘。

　　哲学教科书还有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是指理论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规范功能，即通过理论教育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一种稳定的防护栅栏，以屏蔽那些可能影响特定社会秩序的思想。但这种维护功能要有成效，就必须具有权威性。长期的稳定性是权威性的根本性条件之一，而朝令夕改则必定使人们不知所从，从而损害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故从这一功能来看，哲学教科书的内容便需要长期稳定，不宜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一些人之所以对教科书内容的改变充满疑虑，恐怕正是出于对教科书这一意识形态功能的强调。

　　显然，哲学教科书的这三种功能并不是全然一致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阐释功能看，既往的教科书既然仍停留于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的水平之上，尚未达到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高度，就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大的改革。从其引导社会实践的功能看，教科书亦需匹配于实践，随着实践方式的重大变化而变化。但从其意识形态功能看，教科书作为一种权威性理论体系，需要保持稳定。这样，前两种功能的求变与后一种功能的求稳之间，便有张力。哲学教科书既然负有这三种不可或缺而又内含张力的功能，其编写也就不可避免地受这三种功能的制约。正是在这三种内含张力的功能的制约下，哲学教科书才经历了几十年的变迁史。正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的深化，才可能有教科书中诸多内容的改变；而恰恰由于这一研究缺乏深度，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教科书内容的改变。正是由于实践方式的变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研究才能够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才有了从实体性、主体性到实践哲学的变化，并在教科书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反映。同时，正是受意识形态功能所要求的稳定性的制约，体现在教科书中的这些改变也才是有限度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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