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暨孔子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CCL）副主席兼专家委员会召集人。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近著包括The Chinese Overseas (London, 2006);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Singapore, 2010);The Cold War in Asia （Boston, 2010）和以中、英、日文发表的80多篇学术论文，刊载于World Politics、China Quarterl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東南アジア研究》、《中国研究》、《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国际性学术期刊。

　　随着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扩大，英国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亦有所加强。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一些重要英国汉学家如雅格理（James Legge，1815—1896）、阿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语言、文学和科技史等领域都享有盛名。然而，二战之后以社会科学方法为主导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成为主流，其重镇在美国。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汉学传统（Sinology）逐渐被边缘化。英国对当代中国的兴趣也随着其自身国际地位的降低而减弱。1996年英国全国性的研究评估（RAE）显示，与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者仅占全国5700名研究者的0.7%，一些高校有关中国的科研和教学机构也相继关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近年来英国朝野上下开始意识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十年来英国的中国学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

　　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及相关机构

　　重视中国研究首要标志是经费的增加，它既有来自高校的，也有来自政府的。以笔者所在的大学为例，中国研究被规划为曼彻斯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六个重点领域之一。校方在2006年投资了250万英镑（约3000多万元人民币）建立跨院级的中国研究中心，并赋予其研究和教学（从本科到博士）的任务。同时，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制定了以语言为基础的区域性研究重点，鼓励对中国、阿拉伯世界、原苏联地区和东欧等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联盟赢得了为期五年、共500万英镑的项目，成立国家级跨大学中国研究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利兹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共建了英国东亚研究所，获得政府400万英镑资助。

　　英国的中国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十个左右的研究型大学之中。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建立的汉学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剑桥、牛津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另一类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陆续建立的以近现代中国研究为主的中国学中心（其中历史最久的是成立于1962年的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据2008年的RAE评估，这些院校有关亚洲（主要是中国）研究的排名依次为：伦敦、牛津、剑桥、利兹、曼彻斯特、威斯敏斯特、诺丁汉、谢菲尔德、爱丁堡和北安普顿大学。此外，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中国研究力量亦十分雄厚，但它未参加亚洲研究学科的评估。

　　重视政策相关研究

　　在引导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时，英国政府及其相关的基金会尤其注重政策性课题（如生态环境、资源、全球安全、人口移动、商贸关系等），并极力推动与中国学术界的机构性合作。例如，今年7月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SRC）推出了以“新兴势力”（Rising Powers）为核心的研究资助计划，研究对象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强调它们作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推动力，对全球社会已产生极大的影响，对社会科学家、政府、企业和一般民众而言，了解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必需的优先选项。该研究计划除了强调实用性和政策关联性之外，特别鼓励英国学术机构同相关的研究对象国之间建立体制性的协作关系，包括由非英方研究者出任课题的共同主持人（Co-PI）。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于2007年底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以协调和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双边合作。目前，研究理事会所定位的重大前沿课题领域包括：环境变化、全球稳定、老年健康、数字经济、纳米技术和新能源六大主题。北京是RCUK在欧洲以外开设的首个代表处，反映了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中国的日益重视。

　　关注当代中国

　　英国大学中的中国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及其对全球（尤其是欧洲和英国）的影响。例如，曼彻斯特大学则将其研究定位于20世纪以来的跨界中国（Transnational China）和当代华语世界（Chinese-Speaking World），它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涵盖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群。从研究取向上看，致力于将中国研究同社会科学理论相结合，以当代中国和华人世界发展的个案来丰富那些通常是建立于西方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具有悠久汉学和中国学渊源的牛津大学则对传统和现代同样注重，它的研究方向包括对从西汉到民国历史和文化的全面研究，以多学科的方法分析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等当代论题，并对当代中国变迁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进行前瞻性和政策性分析。

　　中国渐成“中国学”主体

　　作为中国研究的对象，中国本身已不再仅仅作为被动的研究客体和描述对象，而是逐渐开始兼具主体的身份。近年来海外中国学在组织建构上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是出生于中国、在海外受教育的华人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在西方重点大学的研究和管理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外关于中国的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及其方向。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明显（例如，目前布里斯托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 诺丁汉大学等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负责人皆为大陆出生、海外受教育的学者）。其二是中国政府积极参与海外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观念形成过程，力图建构更为完整与平衡的中国图景。例如，由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推动、海外高等学府与国内大学合办的孔子学院就是一个事例。目前，在英国数所研究型大学（如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诺丁汉大学）都已成立孔子学院，并同这些学校的中国研究部门保持密切的互动。

　　中国政府和学术机构参与国际性的中国研究和汉语推广，显示了一些论者所说的“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积极主动地扛起大旗，力图成为中国学的核心”的雄心。笔者近年来多次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国际中国学研究大会，不少与会的中国学者表达了中国应主导国际上关于中国研究的观点。不过，也有学者主张，旁观者的眼光对于揭示庐山真面目亦不无裨益。我以为，在全球化和资讯、人口、观念迅速流动的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主导和垄断关于中国的论说。这种“多元一体性”（用多元的视角来审视作为主体和客体的中国）其实是一种健康的现象。

　　中国的发展决定中国学的未来

　　近年来英国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可谓西方世界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的崛起在学术界的反映。但是，我们不应夸大这种现象及其影响力。毕竟，在英国170多所大学中，正式开设中国研究和中文课程的大学只有十余所；而全英国学习汉语的中学生也只有数千名。中国研究蓬勃发展的成效如何，恐怕要好几年之后才能看得出来。这种势头能否持续下去，除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之外，还取决于中国研究是否能够对主流学术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将中国经验同国际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有机结合以及中国研究的毕业生能否在就业市场（包括学术市场）上施展拳脚。如何在普及的基础上深入，使中国文化的一些核心概念和文化符号能够在英国这样一个既由西方文化主导又深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国家被接受，并进而建构客观与平衡的中国国际形象，海内外的中国研究机构和同仁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