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田浩，1944年7月生于佛罗里达州的克里斯由（Crestview）。他本科学习美国史和欧洲史，研究生转向中国史研究。1976年取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余英时。毕业后，他加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2009年历史系并入历史、哲学、宗教学院），主要从事宋元思想史研究。他著有《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朱熹的思维世界》、《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等，编有《宋代思想史论》。

　　限于篇幅，这里我重点谈北美的宋代儒学和朱熹研究领域在过去60年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座谈会的陈荣捷（Wing-tsit Chan）教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及其追随者们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这两位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体沿袭了传统的东亚学者的理念，倡导北宋五子，尤其是朱熹提出一个综合的“大成”；这一精神（或称之为宗教）和哲学教义，主要关注朱熹提出的永恒真理或关键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是如何渐渐成为朱熹哲学的因素，并成为其注解、教导、修养方法的根基。

　　但新儒学座谈会里的概念也有一些演进。陈教授捍卫着朱熹正统和道统。例如，陈荣捷自己说，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转到朱熹的正统学说上，1982年7月，他在美国夏威夷组织了一场国际会议，研究宋代儒学的中国顶级专家首次去美国，和北美同行讨论朱熹哲学。新儒学座谈会的其他一些专家（主要是狄百瑞教授）采用不同的视角，扩大了新儒学的范围。对狄百瑞教授而言，新儒学比“理学的范畴要更广一些”。关于在日益宽泛范围内对思想家和概念的研究，狄百瑞教授成功地将其提升了一个台阶。然而，朱熹哲学及其文化体系依然是基石，甚至是组织原则。而对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教授而言，“新儒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欧美词汇，独立于“理学”、“道学”等传统中国词汇。因此，西方人在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来定义其内涵，使之涵盖任何思想或概念。可以说，这三位在新儒学座谈会里的前辈大概不太清楚他们互相所利用的“新儒学”的概念其实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十分明确的概念下，他们可以有效地就各自的话题进行研究，却不需要阐明自己使用“新儒学”的范围，亦不需要讨论与同仁用法的差异如何。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几位年轻学者对“新儒学”的范围和方法提出了质疑。田浩于1982年发表的专著《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以及1992年发表的《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对北美使用的传统概念提出了疑问。田浩选择在宋朝就被使用的中国术语，用来区别道学和其他宋儒学派的不同，同时也用来说明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出现的追随者或者道学团体范围的变化。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在其1982年的博士论文（1992年修改后发表在他的专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中）提炼了他对苏轼思想的新感受，赞同苏轼的哲学，认为这对程颐哲学思想提出了恰当的挑战，而且强调只是在程朱影响之下，苏轼才被仅仅归类为一位诗人和散文作家。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认为程朱传统在后来的演变中日益碎片化，越来越弱，而不是像狄百瑞教授认为的那样，即程朱理想在不断发展中渐渐得到实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三位年轻的学者和其他立场看法相似的人逐渐达成了共识，他们开始集中关注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这些方面。在他们看来，之前那些倡导新儒学的前辈们的主要方法太侧重于宗教和哲学层面，所以研究方向不一样。

　　这种新的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发生了变化。比如，艾尔曼教授和包弼德教授对田浩1992年发表于《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的一篇文章有意见，觉得田浩对新儒学座谈会的挑战太直截了当。田浩在文章中对新儒学研究提出了质疑，他倡导用宽视野的新方法来看待道学，并将之作为研究道学如何从多样性的注重政治群体转到或者成为朱熹正统。艾尔曼教授研究的内容偏离了思想史，他成为用新文化史方法来研究亚洲历史的主要倡导者。而包弼德教授则日益关注地方网络地理和社会史，将之作为儒家思想和价值发展的最有说服力的因素。当然，这些学者间保留着友好合作，在相当程度上立场是一致的，在这里所说的不同和差异不应该被放大。只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共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因方法与视角之间的更大差异而复杂化了。

　　20世纪90年代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变化，导致了21世纪前十年期间出现了更加清晰可辨的新内容。比如，田浩在1992年出版的《儒学话语》一书中呼吁用一种更历史性的方法来理解道学的演变，探讨了它如何从一种思想不完全一致的、但有很多共同政治目标的一种群体，演变为一种党派，然后又发展成学派和学说。

　　后来，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则提出了更明确的看法，他强调政治文化和政治史在塑造朱熹和道学中其他人思想中所起的作用。余先生更是十分尖锐地挑战了以哲学史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传统方法。他在强调政治和历史背景对理解朱熹的重要性方面，比田浩又进了一步。然而，尽管他清楚地阐明了道学这个术语在宋代对这个政治团体而言比理学更普遍，但他还是倾向于使用理学这个传统术语。另外，余教授在强调宋朝全国问题的重要性之余，还批判了刘子健教授关于中国内转化的理论和一些美国宋史学家在刻画朱熹和一些南宋儒学家时存在的一些倾向，指出这些学者认为朱熹和南宋儒学家偏重于地方社会和道德的建设，却不太关注服务于朝廷。

　　余先生的书引起了东亚哲学家和美国历史学家的批评。前者认为他的研究淡化了哲学思想，后者（特别是包弼德教授）则认为余先生忽视了他们新的研究方法，即注重当时的社会及地方因素对宋代思想的影响。然而，包弼德教授在他2008年出版的书中竭力试图开创地方社会这种新方法来研究宋代思想，但是这种尝试却将他带回了陈荣捷式的新儒学框架下，即作为程朱正统学说，这种“新儒学”只包含了官方在《宋史·道学传》里记载的特别狭窄的范围和内容。因此，虽然包弼德教授试图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史方法，但他的基本分类或对团体范畴的定义却又回到了“新儒学”这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占据过美国学术界主导地位的概念上。

　　此外，狄百瑞教授和他的学生延续了他们关于新儒学的概念，思想范围比陈荣捷教授和包弼德教授使用的“新儒学”的概念宽广得多。

　　尽管有了这些发展，田浩仍从道学的追随者和朱熹自己圈子内外的角度，不断探索儒学中的多样性和可挑战性。虽然他目前提出的从多样性和多元性角度研究宋代儒学在北美领域的影响仍然有限，但对朱熹研究的看法在最近几十年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已日益呈现出多样性且向着多元性发展。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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