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十年风雨历程的中国当代文学，既深刻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社会变革的进程。通过一些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关键词的梳理和阐释，有助于描述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文学思潮、审美形态的动态发生和曲折变迁。本文选取了十三个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引发普遍关注或激烈论争、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转折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概念（或命名）作为关键词，希望藉此来透视文学与历史的互动过程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形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与文艺实践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是文艺领域在“新时期”之前重要的政治话语形态。按照高尔基、卢纳察尔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人的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对现实主义文艺进行改造的结果，是现实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它具有三个基本的创作原则：1.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思想指南，从革命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趋势；2.坚持党性原则，要求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3.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的英雄形象。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本身，中国文艺界也出现过与1950年代初苏联类似的争议，秦兆阳曾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化和过分政治化的倾向提出批评，他反对“简单地把文艺当作某种政治概念的图解”和“用贴阶级标签的办法对待文艺作品”的文艺创作方法，他认为可以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命名。（见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与苏联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修改应有一定的联系，当时，苏联一些作家也对图解现实、粉饰现实的文学创作倾向提出了质疑）1950年代以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有关的争议牵涉到“写真实”、“典型论”、“两结合”等不同理论层面的论争。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向的逐渐确立，胡风的现实主义阐释方式、“写中间人物”、人性论、表现论等多元文学倾向受到了批判，这个过程也可以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领导权确立的过程。

　　文学是人学

　　1957年3月，钱谷融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原文先由钱谷融在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发表在上海的《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可以被视为现代文学“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当代延续，不过“文学是人学”在“双百”方针确定之后和“反右”高潮来临之前提出，并随即受到激烈批判，有着特定的问题指向和政治背景。在这篇文章中，钱谷融首先批评了季摩菲耶夫把“人的描写”当做反映现实的工具的观念，提出“作家对人的看法”，“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他认为“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并不能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高尔基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实际上也具有“人道主义”的内涵。钱谷融的文章广泛涉及了文学的价值基础、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人物的典型性和阶级性等尖锐问题，对于思考整个当代文学的复杂构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钱谷融后来提到，尽管文章以高尔基的文艺思想作为“文学是人学”的讨论基础，但“文学是人学”“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应是法国人泰纳。随着“反右”的扩大化，对“文学是人学”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这种观点最后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针对“文学是人学”的批判，暴露了极左文艺思潮与所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之间的尖锐矛盾。“文学是人学”在新时期重新被提起并引起广泛重视，它所牵涉的问题又进一步延伸到新时期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文学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中。

　　写中间人物

　　1962年8月，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发表讲话，就“中间人物”的创作问题表达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并且引起较广泛的反响。邵荃麟在讲话中谈论了小说人物创作的问题，他批评了前一段时间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概念化”的问题，认为“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现实性不足”。邵荃麟以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小腿疼这些人物为例，提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是大多数”，“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写中间人物”或“中间人物论”，并发展成为邵荃麟“现实主义深化论”的重要构成内容。严家炎在1961—1964年间，也围绕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这两个人物形象先后发表多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问题，他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严家炎主要是从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两个方面肯定了梁三老汉所代表的“中间人物”的典型性和“真实性”，它不同于那种对梁三老汉“落后”性质过度政治化的定义方式，相反认为梁生宝这一形象在塑造上还存在诸多缺陷。严家炎的这些说法一般也被认为是“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观点。1963年以后，邵荃麟和“写中间人物”的提法屡受批判，在批判中一些人指责该观点是以“中间人物”排挤“英雄人物”。文艺领域中如何认识和反映“中间人物”逐渐演变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革命样板戏

　　1966年11月，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康生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八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文革”期间盛行的“八大样板戏”的大部分剧目实际上在1963—1965年期间已经逐渐成型并且进行了多次公演，这些现代戏是广大文艺工作者集体智慧的呈现，但是经过“京剧革命”改编并确立的“样板戏”带有“四人帮”对文艺创作进行政治操控的明显印记。

　　“文革”十年，举国上下形成了“人人都唱样板戏”、“学唱样板戏，争做革命人”的“普及样板戏”运动。“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样板戏”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意见是“样板戏”是“三突出”原则的具体实践，而“三突出”原则是宣扬个人迷信的造神理论，“样板戏”中的斗争哲学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实质，提起“样板戏”就令人想起专制、荒唐、恐怖的“文革”，所以今天不再适宜上演；一种观点认为“样板戏”是现代戏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对京剧旧剧危机的克服，“样板戏”有些经验值得借鉴。对大多数经过“文革”的人来说，“样板戏”已变成一种复杂的情感记忆的载体。

　　伤痕文学

　　它是指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的一种文学创作潮流，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伤痕文学”的命名与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有关。它随同思想解放呼声的高涨而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伤痕文学”作家以清醒、真诚的态度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过往的惨痛历史，批判极左路线，呈现了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其主要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郑义的《枫》等等。“伤痕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假、大、空”的叙事模式，注重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早期的“伤痕文学”，也存在着概念化、情感表述肤浅等问题。

　　现代派文学

　　现代派文学，原是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主要特征是反对理性的压抑，重视直觉与潜意识活动的作用，重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派文学在中国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在多种时代精神力量的作用下，现代派文学又重新登场，并在文坛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争。现代派文学在各种话语的交锋之下，逐渐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中国当代的现代派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在1980年代初期，王蒙、茹志鹃、谌容等作家借鉴西方小说的“意识流”手法，从心理角度处理时间顺序和空间位置，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叙述方式；2.在1980年代中期，刘索拉、徐星、马原、残雪等青年作家，在不同的层面和向度上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种种成规进行大胆的反叛，实现了审美观念、思维模式和表现形式的更新；3.在1980年代后期，以孙甘露、余华、格非等人为首的先锋派作家，进一步尝试新的小说观念和技巧，重视形式试验和语言叙述。现代派文学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兴起，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经验。

　　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是198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文学思潮。主要代表作家有韩少功、阿城、张承志、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黑骏马》等。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明确阐释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意识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能量、重铸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寻根文学作品就是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认识民族文化，其艺术世界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具有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寻根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小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1.打破了中国当代小说单一的理解文学的政治视点，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表达出丰富的中国经验；2.借鉴外国文学的经验，把神话、民间传说、故事的审美特点融入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浓郁的本土化特点。寻根文学标志着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文学背景下，民族文化、文学精神的觉醒。

　　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主义”一词来源于英语的“Feminism”，在当代它泛指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文化思潮。Feminism本身又有男女平等主义、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释义。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介绍、翻译西方经典的妇女理论著作，多把Feminism译成“女权主义”。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兴起于1980年代初，1990年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它应该是指以女性为中心，展示女性的主体意识，书写女性的生命体验和女性经验，并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戴厚英、张洁、张辛欣的作品为代表，她们以两性关系为重心，揭示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存在价值，有了初步的女性意识；第二阶段以残雪等人的小说为代表，她们深入梦幻、潜意识空间展开叙述，充分展示女性自主意识，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第三阶段以林白、陈染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展示独特的个人生存体验，书写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女性主义视角和女性主义文学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无语言、无历史、被书写的局面，对颠覆和消解男权主义社会的霸权话语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1980年代后期被《钟山》、《上海文学》等期刊杂志所倡导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思潮。新写实小说确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承认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呈现了一个多样化、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一个有欢乐也有悲伤，有善恶美丑，有琐碎也有崇高，有着丰富内容指向的现实生活空间；它是渗透着现代主义文学因素的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流派，既有写实的一面，也有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技法的融入。在对现实的描摹中，它改变了中国以往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主张作家主体尽量不表露情感倾向，还原生活真相，让事物以原来的面目出现。主要代表作家有方方、池莉、李晓、赵本夫、刘震云、刘恒等。新写实小说是一个不断流变、动态发展的文学创作潮流，前后作品的内涵和风格有所不同，后期的作品更彰显了日常生活平庸、琐碎的一面。后来随着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新写实小说也逐渐被新生代作家创作的更新的文学样式所取代，在1993年前后逐渐浪尽潮退。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精神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和关爱。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人文精神在199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学界、思想界备受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出现，商业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等的盛行，从而导致了理想主义的弱化和道德感的缺失。人的精神人格萎缩，社会风气的堕落，在文艺领域表现出世俗化和享乐化倾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率先提出了人文精神问题。最早是在1993年的夏天，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出现在《上海文学》上，然后从1994年的春天开始，在北京的《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参加这一组对话的，主要是上海的一些人文学者。这场讨论涉及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文学与理想问题、道德与现代化问题、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操守问题等。这场讨论对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社会价值导向有着积极意义。

　　现实主义冲击波

　　“现实主义冲击波”是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学潮流。代表性作品有：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这些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我们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以及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基层广大群众的生活境遇和心灵创痛，深刻地揭示出20世纪末中国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及产生的原因，他们注重表现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显示出一种共同把握生活的方式和创作的新取向。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批评家褒贬有之。赞扬者认为这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所传达的感情容量，突破了个人日常生活的琐碎、得失、悲欢，表现出对我们共同承担的社会现实的真切忧思，体现出一种对于社会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质疑和批判者则认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并没有继承和借鉴前人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民间理论

　　在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民间”虽然也被经常运用，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真正引起广泛的重视并成为文学批评的关键词语是在1990年代，由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提出。在他看来，“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它具备了以下几种特点：1.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感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有着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2.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3.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在1990年代，这一民间理论提出后，在文坛引起广泛的影响并展开了讨论。在这一理论的启示下，一批中青年批评家围绕民间理论视角和有关创作阐发了不同的见解，推进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展开了理论上的争鸣。其争鸣的焦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1.就如何理解民间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与官方意识形态在历史当中形成了水乳交融的深层关系，因此，民间的存在价值就值得考虑；2.就民间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的论者认为“民间的藏污纳垢”与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是相对立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或具有民间的价值立场，就有可能泯灭掉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实际上，民间的独立文化传统是存在的，民间的藏污纳垢也并不仅仅是指民间存在着丑和恶的东西，而是对一种包孕了美丑对立、善恶交织、瑕瑜互见的一种复杂文化形态的描述。在这一形态中蕴含着极丰富的精神资源，民间的那种自由自在、富有活力的生活方式，不仅启示知识分子应有自由的精神品性，而且也会使知识分子在民间的自由与丰富中获得精神的生长。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兴起，是一种根据媒介传播形式来命名的新兴文学形态。一般人认为，网络文学获得广泛关注的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代末，蔡智恒发表《第一次亲密接触》。在互联网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众多原创文学网站，如“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榕树下”、“起点中文网”等，网络文学样式也囊括了奇幻、仙侠、恐怖、言情、历史、军事、都市等许多种类。网络文学区别于一般“纸媒“文学（即通过纸质媒介传播的文学）的本质特征，是由其传播媒介的特点决定的。网络传播具有匿名性、交互性、虚拟性以及网络语言的新奇性等基本特点，在网络传播环境下，除了延续传统的文学形态（把原来“纸媒”文学作品直接复制到网络上）之外，大量的网络原创文学处于交互性、开放性的状态，网络参与主体可以任意评价、添加、拆解、重组网络文学文本，这意味着文学文本可能不再只有单一的作者，也不再是“写作—阅读”的单向关系，这对传统作者的权威、写作方式、阅读习惯和出版体制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许多网络文学文本已变成了容纳海量信息的“超文本”，它可以进行多维链接，文本结构和界面更具视觉性和互动性，这也是网络文本无法被一般印刷物替代和转换的主要特点之一。传播媒介和文本形式的变化必然推动网络文学特质的快速更新，因而，网络文学是一种更具当下性的文学生态。网络文学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参与主体的年轻化、网络文化生产的大众化以及网络写作的快餐化等特点，既快速造就了一批网络文学明星，同时也导致网络文学创作出现粗鄙化和消费主义的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