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美学主要在三个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其一是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包括当代大众文化和传统审美文化研究；其二是生态美学的研究，几近形成中国学派；其三则是日常生活美学的研究，由此引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激烈论争。这三个新方向都试图突破传统的美学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上超出了传统美学研究的边界，采取了更为新颖的方法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学的发展。

　　客观自然还是人化自然

　　自然美问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当中就被当做解决“美的本质”问题的“钥匙”，甚至被形象地比喻成“绊脚石”，搬开这个绊脚石美的本质问题就迎刃而解。正如朱光潜所总结的：“‘美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也就是由于这块绊脚石的存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否定美的意识形态性，肯定艺术美就是自然中原已有之的美，也就是肯定美的客观存在；另一种是否定美的客观存在，肯定艺术美和自然美都是意识形态性的，是第二性的。”

　　这直接关系到“美的本质”之争。按照朱光潜的看法，主张美在客观的蔡仪、主张美在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李泽厚皆采用“第一性”的办法，而主张美在主客观统一的他自己则采取的是“第二性”的办法。实际上，被朱光潜视为使用了同一方法的蔡仪与李泽厚的“自然之争”才是更为根本的（李泽厚究其实质使用的也是“第二性”的办法）。当时中国美学从主客两分模式出发所形成的争论，蔡仪所力主的“客观唯一”与李泽厚所倡导的“实践美学”的早期形态的分立，非常类似于苏联的“自然派”与“社会派”的对峙。他们的争论中具有原发性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自然美：前者持客观性的思路，强调客观自然本身就具有美的客观属性；后者从一种“人化自然”的人类学思想出发，认定美（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是建基于人类实践活动上的，这样，“自然美”既不可能是如蔡仪所见的那种纯客观的自然，也不可能是如朱光潜所见的那种意识化的自然，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忽视的蔡仪自然美论，在40年代主张的“所谓自然美是不参与人力的纯自然产生的事物的美”，非常接近于当代自然美学中“肯定美学”一派之“自然全美”的主张。“肯定美学”的核心是认定“全部自然皆美”，因而在整体上具有一种试图否定艺术、否定自然内存在的人化因素的倾向，这是一种激进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思路。根据艾伦·卡尔松的理解，“就本质而言，一切自然物在审美上都是有价值的。”“就本质而言”的限定意味着，持肯定美学观的美学家们，并没有肯定现在所面对的自然全都是美的，而是认为，自然在其本来的意义上都是美的。如果我们现在觉察到自然的“非美”性质，那么这并非自然所本有，而恰恰乃“人为”所致。“肯定美学”的推论可以总结为：只要是对于自然的适宜或正确的审美鉴赏就是值得肯定的，除非这种鉴赏是不适宜或不正确的。当然，这种极端的“自然全美”观有待商榷，其背后所隐藏的“科学主义化”视角更值得怀疑。艾伦·卡尔松就把科学作为所谓“环境范式”的知识来源。其实，面对自然的审美未必一定借助于自然知识，“自然情感”本身亦占据了重要位置；绝对的唯自然论者则往往高蹈于另一极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范式”倒可以成为与西方审美相对而出的另一种范式，特别是庄子所强调的“自然均平之理”的“天均”说、“与天为徒”和“与物为春”的平等观都具有非凡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自然”始终是一种“人文化的自然”，而非所谓“未被触动”的自然。可见，当代中国美学既有同传统的裂变与转变之显在的一面，更有承继与变通之隐在的另一面。

　　自然美的等级差别

　　蔡仪在20世纪中叶前就已认为，自然美多是实体美（实体美主要是指可感事物本身的美），其美感大致伴随着快感，自然美显现着“自然的必然”。这种美学取向，较早肯定了全部自然界都是美的，肯定了所有原始自然在本质上都具有审美价值。这就直接关系到客观事物的美，例如自然美到底有没有人力参与的问题。这也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几大流派分歧的一个具有始源性的问题。应当看到，蔡仪的主张亦是非常辩证的，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他一方面强调了自然是显现着种属的一般性，也就是自然事物的“本质真理”的具体显现，强调自然美的特征之一就是不为人力所干预，也不是为了美的目的而创造。另一方面，他又明显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生物的美高于无生物，动物的美高于植物，高等动物的美高于低等动物，人的美高于高等动物，最高的是人格美的境界。这就显然不同于“肯定美学”将一切自然物等同观之的基本理念。这种现代版本的自然中心主义的“齐物论”，尽管在当下看似更能赢得人心，但并不符合实情，因为审美仍是“属人”的审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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