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它实现了美学学科全方位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突破表现在六个方面。

　　美学之哲学基础的突破。生态美学使得美学的哲学基础由传统的认识论过渡到实践哲学，并由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整体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人与自然之间构成最基本的哲学“对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尚处于传统认识论范式的支配下。例如，我国“实践美学”的倡导者力主“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而美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等。其实，马克思力主从人的感性的实践角度去理解事物，并从内在尺度与种的尺度统一的角度来阐释美的规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提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应该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角度加以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建构奠定在“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之上。将实践活动确立为哲学的立足点，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格局。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人类活动基础上的统一。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生态美学，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是当代审美意识领域的一场革命。

　　美学对象上的突破。国内关于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受黑格尔“美学是艺术哲学”观点的影响，都将艺术放到唯一的，至少是极为重要的位置上，而忽视了自然。例如，“实践美学”的倡导者就认为，“美学基本上应该研究客观现实的美、人类的审美感和艺术美的一般规律。其中，艺术美更应该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目的。”然而，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乃是最基本、最原初的审美关系，其重要性决不亚于艺术审美。特别是在当代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人类对于纯净的大自然更是保有一种美的向往。1966年，美国学者赫伯恩发表《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一文，抨击了美学界对于自然审美维度的忽视，开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之先河。在美学对象问题上，生态美学超越了艺术中心主义，不仅具有自然审美的意蕴，同时还影响到艺术审美与生活审美，使之必须包含自然审美的维度。

　　自然审美上的突破。以往美学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自然，以“人化自然”来确定自然审美的内涵。在生态美学看来，就其本质而言，审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样态及过程，而自然审美过程实际上是自然的审美属性与人的审美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某种实体性的“自然美”。

　　审美属性的突破。由于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以往美学认为审美是一种超功利、无利害的静观。例如，“实践美学”就认为，“审美就是这种超生物的需要和享受”，真善美的统一“表现为主体心理的自由感受（视、听与想象）”。生态美学则主张包括眼耳鼻舌身在内的全部感官在审美过程中的介入，借鉴了西方环境美学的“参与美学”观念。

　　美学范式的突破。以往美学的范式，偏重于形式美之优美、对称与和谐等诸规定性。生态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存在论美学，突破了形式美的种种限定，以人的“诗意的栖居”为哲学旨归，以审美生存、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绿色阅读、环境想象与生态美育等为新的美学范式。

　　中国传统美学地位的突破。以黑格尔和鲍桑葵为代表，西方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美学与艺术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鲍桑葵就认为，中国和日本等东方艺术与美学，“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生态美学则在中国传统美学之中，发掘出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等古代智慧，都对当代西方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产生过重要启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我们通过中西会通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丰富资源。比如，“天人合一”可与存在论美学相会通，“中和之美”可与“诗意的栖居”相会通，“域中有四大人为其一”可与“四方游戏”相会通，怀乡之诗、安吉之象可与“家园意识”相会通，择地而居可与“场所意识”相会通，比兴、比德、造化、气韵等古代诗学智慧可与生态诗学相会通，从而构建起一种蕴涵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符合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生态美学体系。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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