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

　　近年来，在国内学界政治哲学研究中，“施特劳斯学派”引人注目。诚然，施特劳斯学派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及贡献毋庸置疑，然而，囿于一个学派来理解西学显然不够，我们同样需要关注施特劳斯的批评者，而当代美国政治思想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便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

　　尼采尝言，哲学产生于二人相遇之处。从施特劳斯的立场看罗蒂，从罗蒂的世界看施特劳斯，均能对我们有所启迪。其实，罗蒂与施特劳斯不无渊源。他早年曾受学于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门下，施派著名弟子艾兰·布鲁姆是他的同学。然而，罗蒂不久即出于对该学派的不满而转向了其他理论传统。当他后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时，施特劳斯或可视为其潜在的对话者。而罗蒂和施特劳斯对立之集中体现，便是他们在政治与哲学之争中的不同立场。

　　西方政治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内在地包含了政治与哲学、城邦与哲学家之间的紧张。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为哲学家苏格拉底进行的一种辩护。柏拉图最终的解决之道是确立理性的权威统治，让哲学家成为城邦之王。施特劳斯大体沿袭了柏拉图的基本逻辑。柏拉图反对大众民主，施特劳斯亦然。施特劳斯在对照古今自然正义论时指出，在古典自然正义论中，哲学高于城邦，智慧优先于同意，而在现代自然权利论中，人民的同意则优先于智慧。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大特征便是强烈的精英倾向，施特劳斯学派追求高贵，而高贵必定只属于少数人。当代学者莎蒂亚·德鲁里（Shadia B. Drury）称，施特劳斯的这一精英倾向是“柏拉图与尼采思想的混合”。

　　与施特劳斯相对照的是，罗蒂站在一种完全相反的立场上。罗蒂明确提出，民主优先于哲学，民主政治不必在哲学法庭上接受审判，更何况这种法庭根本不存在。罗蒂在评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时曾说，罗尔斯的贡献就在于把民主政治置于首位，而让哲学处于次要地位。在阐释实用主义与美国民主政治的价值时，罗蒂也指出，实用主义主张以政治问题替代认识论问题，即认为“关于主体与客体、现象与实在的认识论问题可以由政治问题，即关于为哪些团体目的、为何种需要而从事研究的问题取而代之。”

　　罗蒂反对“过于哲学化的政治学”，对于施特劳斯探求的政治哲学更是不以为然。在参与当代理论论争时，罗蒂写道：“我们提出像‘自由是什么’或‘自由真正意味着什么’之类的问题过于抽象，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认为，哲学家和政治家应该抵制向着那个抽象高度趋近的诱惑。”他宣称：“哲学是实现政治希望的好仆人，然而是实现政治希望的坏主人。”在他看来，哲学家显然不适宜做统治者，叙拉古情结具有某种危险性。

　　实际上，罗蒂著作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摧毁哲学作为最高学问的观念。对于哲学，罗蒂持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哲学与物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一样居于同等的位置，都是某种策略或工具。他甚至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应当把哲学看作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他建议用小写的哲学来取代柏拉图意义上追求客观性与真理的大写的哲学。罗蒂认定民主先于哲学，站在政治一边，他认为形而上学与神学并不能发挥社会团结的作用。社会团结所需要的是人们对未来的共同希望，这也就是罗蒂所谓的“以希望代替知识”的主张。

　　罗蒂高度相信信念和希望的力量。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存续并不在于某种哲学基础，而在于我们都希望这样去生活，这种希望是公共的，它与不同的哲学观、人生观兼容。他曾言及他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的基本前提就是认为，尽管某个信念只是偶然历史环境所引起，而别无更深层的原因，对于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的人而言，这个信念依然能够规范行为，这个人依然能够认为值得为它赴汤蹈火。他经常提到熊彼特的话：“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了解到个人信念只具相对的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在《以希望代替知识》一书中他宣称：“如果你拥有希望，那么你是否相信基督是上帝之子，是否相信存在着普遍人权，实在无关紧要。根本的是梦想一个更好的世界。希望不需要论证，不需要知识，不需要基础或其他任何东西。”罗蒂倡导的以希望代替知识的主张，与他提倡以团结代替客观性的诉求是一致的。

　　在关于政治与哲学之争的较量中，我们不难看到罗蒂与施特劳斯的深刻分歧。

　　施特劳斯一边，是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哲学优于民主，政治哲学旨在寻求关于美好生活的知识。在罗蒂一边，则是民主优于哲学，哲学不拥有最高学问的地位，哲人不能胜任王的角色，“政治哲学”过于抽象，被看作无助于问题解决的事物。在施特劳斯确立知识统治的地方，罗蒂以希望取而代之。施特劳斯所讲的政治哲学，追求永恒与客观，面向过去，并预设西方古典时期的辉煌，而罗蒂则着眼于工具之实用，关注偶然与机缘，面向未来，展望未来社会的美好。

　　某种意义上讲，施特劳斯使过去浪漫化，罗蒂则使未来浪漫化。或谓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关注中尚有哲学与神学、理性与启示、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罗蒂则同时批评形而上学与神学家，而凸显政治的优先性。

　　在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家中，罗蒂大体站在伯林、奥克肖特和罗尔斯一边。他认为这些思想家都有功于铲除那种认为自由主义需要一套超历史的、“绝对有效的”概念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想法。

　　罗蒂与施特劳斯之间的对话，实质是他对施特劳斯的一场深刻批判。罗蒂诉诸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以十分独特的方式捍卫着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并充分凸显了政治的自主性。罗蒂与施特劳斯向我们展示了失去基础的现代性情境中寻求出路的两种截然不同方向的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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