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栋生：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

　　西部大开发是基于“新时空，新思路”的理念。西部大开发体现出的新思路包括：第一，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经济的发展要跟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对不可再生资源，要瞻前顾后，合理地决定开发规模并保持必要的战略储备。第二，全面发展。全面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推进。第三，新的资源观。不能仅仅看到煤矿、铁矿、石油等资源，还有更重要的后天获得性资源。第四，新的优势观。比如煤炭资源只是客观条件，而并不必然就是优势。第五，新的规划观。制定政策要突出前瞻性，在市场导向、竞争博弈观念指导下制定规划，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制定规划，然后下面照章执行。

　　目前，西部地区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国家的基地，全国使用的44%的煤、29%的石油、44%的棉花和绝大部分天然气都来自于西部地区。

　　这次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国内区域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凸显了西部地区作为潜在市场的重大意义。去年，西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东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工业增长速度同比增长16.2%，广西增长13.5%，宁夏和青海也在7%—8%之间。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全国增加7%，其中东部增加5.9%，西部增加13.2%。

　　当前西部地区面临着政府调控力的下降。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思想认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但是，西部顾全这个大局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控能力占据主导地位之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条件转化以后，政府的调控能力已经和计划经济时代无法相比，如何让东部地区服从这个大局是个问题。

　　在吸引投资方面，逐步释放的市场需求、较低的要素成本都是吸引外资的优势。东部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后，有利于企业节省人力和运输成本，也有利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由东部转移出去的产业一般都有污染或容易产生劳动职业病，不能原封不动地转移过去。在企业不愿意负担这个成本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制定一个治理方案，帮助产业转移。

　　（本报记者王鹏权 实习记者陈志宏采访整理）

　　范鹏：盘点十年——西部人的变与不变

　　今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周年，人们特别是西部人自身都在盘点10年来西部发生的巨大变化，我想从一个西部人自身的视角简单地总结一下10年来西部人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那些不变的东西。

　　一是西部人忠诚老实的品格没有变，但做老实人的观念变了。10年来，西部人的这一品格没有变，西部人仍然一如既往那样忠诚、坦诚、憨厚、老实。这种憨厚老实中多多少少包含的迟钝、愚昧、死板、土气等反面、消极意义却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

　　二是西部人豪放大度的性格没有变，但人际交往的方式变了。在人际关系方面特别是在交往方式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东西部交流的不断扩大，西部人与东部人的交往、西部人之间的交往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亲兄弟明算账等过去认为不讲情义的交往方式现在在绝大多数西部人看来顺理成章；只要合法合理又合情，“将本求利天经地义”也为西部人所接受并实践；合同意识、守约观念在人际交往中成为常态；据理力争代替了过去的一味谦让甚至忍气吞声；熟人社会的亲情至上有所淡化，而市民社会的业务往来有所增加；交往半径扩大、通婚渠道增多导致了人际圈层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在交往信任度下降的同时又伴随着交往效益的提高；在交往自主感减弱的同时却增强着自立的程度。

　　三是西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但开拓奋进的行为方式变了。例如，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几乎所有省区都向外输出大量劳务，发展劳务经济成为西部农民脱贫致富的最直接、最简便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依靠科学勤劳致富成为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人艰苦奋斗方式改变的又一个生动例子。

　　四是西部人自然简朴的生活态度没有变，但生活方式特别是生活质量变了。西部人生活的空间比较广阔、生产方式相对传统、生活节奏有点缓慢，对生活水平要求不高。西部大开发并没有将西部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改变多少，他们对生活满意的程度可能不会比东部人甚至大都市的低。但是，这10年中西部人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西部人与东部人一样也结束了短缺经济的时代、脱离了耐用消费品为主的生活境况。

　　陈冬红：“宁夏模式”——西部开发实践的有益探索

　　西部开发10年来，宁夏在实践中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创造出了许多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导向意义的典型模式，主要有：

　　“农村土地银行”。主要是经营土地存、贷及与土地有关的长期信用业务的土地流转机构。农民将土地的经营权存入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则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升值潜力、剩余承包期限等确定一个“存款”利息，定期向农户支付。同时，土地银行将农户存入的土地进行适当打包、整合甚至部分改造，在维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特指基于承包合同派生出的处分权）以及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情况下，贷给其他农业企业、大种植户等土地需求者，并收取相应的“贷款”利息。目前，宁夏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65.1万亩，涉及农户8.4万户，分别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和家庭承包经营农户的5.8％和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特派员制度”。主要涉及七个方面：一是“三保两优先”的保障政策。即对于被批准为科技特派员的公务人员，保留原行政职务，保留原工资、福利、奖金等待遇，保留原单位的编制；对于成效显著的科技特派员，优先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优先提拔重用。二是“三不三奖”的激励政策。即对于科技特派员创业分红、收入多少不查；技术入股的比例由双方协商决定，政府不管；自愿到第一线创业的，原单位不阻留；创业期间有重大贡献者，奖励1万—3万元；效果明显的，工资提前晋档一级；指导农民增收幅度较大的，给予优秀公务员奖励。三是鼓励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将得到项目、资金的扶持。四是投入保障机制。由自治区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主导，成立科技创业协会和科技创业基金会，组建科技创业投资公司；同时，由自治区财政建立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专项资金。五是整合金融资源。通过有意识的行政手段，将商业银行的小额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扶贫资金、科技资金和科技创业资金整合在一起，共同支持科技特派员的创业行动。六是立足创业抓项目。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服务或者创业行动一般都与某个经过策划和论证的发展项目捆绑在一起，因此，科技特派员既有具体的创业内容，又能得到资金的扶持。七是鼓励建立利益共同体。鼓励科技特派员与农业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和经营中的风险，共享科技特派员带来的利益。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目标群体的资金和技术短缺问题。

　　“少生快富”。其核心内容是在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经济奖励的办法，提倡和鼓励政策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少数民族夫妇少生一个孩子，对自愿少生一个孩子并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夫妇给予一次性经济奖励。奖励资金目前为每户3000元，自治区政府还将进一步提高奖励标准，在原来标准基础上再增加3000元，并且扩大“少生快富”实施范围，在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人群中开展“少生快富”工程试点工作，全面实施“少生快富”工程独生子女户、纯女户提前奖励扶助制度。作为配套政策，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施了奖励扶助制度，2009年起奖励扶助金从每人每月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00元，奖励扶助对象年龄从60周岁提前到55周岁。从2000年实施以来，人口出生率从2000年的16.49‰下降到2007年的14.8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11.92‰下降到2007年的9.76‰，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水权转换”。从2003年开始，宁夏率先在黄河流域开展了水权转换试点工作，即“投资节水，转换水权”。在确保饮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改变现有水资源利用格局，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益、高效率方向转移。具体做法是，让企业通过投资农业节水设施，把灌溉过程中渗漏蒸发的无效水流节约下来，转移到工业用水上，以此来扩大企业生产。通过水权转换，宁夏使有限的水资源获得了最大利用效益。

　　其他还有省管县；生态移民；“三网合一”，消除城乡信息鸿沟；药招“三统一”，完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制度，等等。这些经验被统称为“宁夏模式”，并在全国推广应用，为宁夏跨越式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发平：保护三江源，构筑高原生态屏障

　　三江源，位于青海省南部，被誉为“中华水塔”，是中国大陆生态“最敏感的一块皮肤”。近半个世纪以来，三江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荒漠化、草原退化及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重。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面积的35%左右，有90%的天然草地不同程度地出现退化，其中中度以上退化草地占70%以上，不少天然草地变成了寸草不长的“黑土滩”。“黄河第一县”玛多县原有4000多个湖泊，近十年来，干涸了近一半。

　　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部分沼泽、湖泊面积和植被盖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生态出现恢复的迹象。截至2008年底，共完成退牧还草3360万亩、围栏封山育林182.68万亩、退耕还林9.81万亩、治理“黑土滩”14.6万亩、地面鼠害防治8122万亩,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年增加雨量56.9亿立方米。逐步实现了草畜之间、动物之间、植物种类之间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初步遏制了三江源生态恶化的趋势。

　　要确保三江源生态环境的长治久安，真正构筑我国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需要从国家层面、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三江源区自身等方面共同推进。

　　首先，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高度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建立以增加牧民生活补偿、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扶持牧民创业为主的，长期的、全方位的补偿投入机制。提高农牧民收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额补贴教育费用；提高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各类生态项目补助标准，延长补助年限为永久性补助。

　　其次，要加快城镇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生态工程的核心是保护和建设，但减少和转移人类活动对自然力的作用、转变群众生产生活方式是重中之重。因此，要通过城镇的带动、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培育，逐步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增强其吸纳生态移民的能力。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和重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工作。政府应当建立维稳经费及由中央财政负担的保障机制；组建公安特警支队和刑侦技术支队；进一步加强行政职能的硬件投入，改善基层干部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将寺院通水、通电、通路等公益性基础性建设项目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加强对寺院活佛僧尼等宗教教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将贫困僧尼纳入农村低保，以维护社会稳定。

　　最后，要积极培育生态产业发展能力，增强生态监测与环境监测能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促进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以承接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保持经济社会的基本发展；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鼓励民族手工业等民族商业贸易的发展。完善生态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态监测的评价、预警系统，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注重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科普知识、技能培训的力度，这是未来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础工作。

　　冯宗宪：如何应对西部大开发的第二个十年

　　下一个十年，西部大开发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研究特点将是综合性、交叉性和复杂性。

　　第一，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及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我国西部地区是紧密联系和交叉在一起的，它对于地区发展、边疆稳定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西部大开发第二个十年中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突出课题。

　　在西部大开发第二个十年进程中如何转变传统的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探索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双赢”模式，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进而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务相当艰巨。丰富的资源禀赋既可能成为西部比较优势的重要依托，然而发展理论及实践经验也表明，一味依赖某些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和“贫困化增长”后果，出现“资源诅咒”。随着开发环境的恶化、资源枯竭周期的到来，甚至可能成为制约当地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因此对于西部资源富集区而言，如果长期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出口，将导致产业单一化，从而使本地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资源一旦枯竭，加上对环境的破坏损失以及无任何接替产业可以有效接续的话，当地发展不但不可能甚至会陷入到比资源开发前更为严峻和困苦的窘地。西部地区是我国的革命老区、资源密集区、多民族集中的地区，我国的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和宁夏等五个自治区都位于西部地区。那里的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势必会体现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上。这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尽管是局部的问题，但由于发生在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较容易受到境内外势力的影响、利用甚至对全国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西部地区包括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仍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相当严重，有些问题还具有潜伏性和深层隐患特征，一旦冒头就会造成巨大社会影响。因此在下一个十年必须未雨绸缪，着力加以重视和解决，注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环境和谐。

　　为此，需要研究尽快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矿业权出让收益，形成企业节约和合理开发能源资源的机制，形成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生产能力与经济效益的产业链，及时培育和发展接续产业；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特别是对投资于西部地区资源开发的中央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和评价体系，使之不但对所属部门负责，还应承担其对地方发展的经济社会责任，为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治理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内外开放条件下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产业转移与污染扩散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与过去封闭条件下的开发有着本质不同的是，西部大开发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展开的，对内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使我国企业、产业和区域经济受到国际、国内环境因素（如环境标准）的双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和不平衡的增长把发达国家近50—100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于比较短的时间内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集中暴露出来，使得环境污染问题与资源短缺、生态破坏问题，地区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交织重叠，更加剧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此同时，随着环境保护形势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环境与资源保护从单纯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技术层面，逐步扩展到了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宏观经济层面，甚至扩展到了改变人对自然道德观念的社会文化层面。

　　在不同的环境标准和规则下，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引起了各地污染排放强度的不同变化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污染产业和污染品的空间转移。此外，发达国家也正通过贸易与投资渠道将本国所禁止的污染品和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使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来自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挑战。因此，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减少贫困，是促进西部发展与生态重建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又要避免在开放和引资过程中成为外部污染产业和污染品转移的垃圾场，造成新的难以恢复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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