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西部大开发已经走过了十年辉煌历程。十年来，西部大开发到底取得了哪些伟大成就？形成了哪些历史性经验？当前在开发开放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又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围绕着上述问题，我们邀请部分学者讨论，发表各自的学术见解。以下发言仅代表个人意见。

　　魏后凯：“十二五”时期应进一步全面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自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西部大开发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十年来成效显著。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2000—2008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4%，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9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增速高4.4个百分点。二是地区经济呈现高速增长。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八年逐年加快，自1999年的7.3%迅速提高到2007年的14.5%。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部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达12.4%。三是地区工业化快速推进。1999—2008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2.9%迅速提高到41.1%，增加了8.2个百分点，而同期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仅分别增加4.5、4.5和6.4个百分点。四是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经过十年的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发展能力不断增强。1999—2008年，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由4283元迅速提高到15951元，其相对水平（以各地区平均为100）则由60.7%提高到63.8%。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均获得了较快增长。五是东西发展差距趋于缩小。自2003年以来，尽管东西部地区间人均生产总值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但其相对差距已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六是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2000—2008年，西部地区出口额年均增长26.4%，在全国四大区域中最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个百分点。七是投入产出效益稳步提升。1999年，西部地区工业各项经济效益指标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08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总资产贡献率已达到13.8%，超过东部地区0.5个百分点。

　　应该看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现代化新西部目标，今后仍将任重而道远。

　　当前，西部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软环境有待改善；发展层次低，产业配套不完善；城镇化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方财力薄弱，公共服务能力低；资源消耗高，三废排放量大。

　　为此，在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进一步大力推进各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积极培育产业链经济，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度，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为西部开发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其次是大力推进空间布局优化。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构建以城带乡、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新型发展格局。在抓好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基础上，要积极培育一批新的增长极，然后是积极构建新型开放格局。要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沿海企业和开发区西进，并依托交通干线以及大中城市和产业园区，建立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同时，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对西部中心城市、资源富集区、老工业基地、贫困地区、边境地区等不同类型区域，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别化国家支持政策，以切实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杰弗瑞·萨克斯：前进中国与转型世界中的西部机遇

　　回首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增加社会保障覆盖，以及减少极度贫困等方面全面发展，已经打破了诸多世界纪录，如今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西部大开发：第三阶段非同寻常

　　过去3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大致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主要内容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农村经济管制放松、乡镇企业起步与发展、粮食市场自由化；第二阶段是国际化阶段，以外资流入、技术流入、国际外包生产、经济特区设立等为主要内容；第三阶段以中央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标志。

　　在前两个发展阶段中，第一阶段是均衡化的发展，农村收入增长要快于城市收入增长；而第二阶段明显是非均衡的发展，城市收入增长要远快于农村收入增长，沿海收入增长快于西部地区。在最近的十年里，许多西部省份经济增速都要快于沿海省份。因此我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区域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也有一些对于投资如何分配及其成效的关注及争论，即在取得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平衡问题上，考虑基础建设的排序是否过于靠后了。考虑面对的挑战及经济的规模，我认为第三阶段是非同寻常的，也是十分成功的。

　　出口缩减与生态约束下的中国抉择

　　中国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可以说是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是基于高储蓄率和高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而美国的经济增长却是基于低储蓄率以及与中国贸易的长期赤字，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出现了。第二个特征是中美两国的大多数地区已经到达生态的极限。因此我认为中国面对着两个并存的问题，一是由出口导向向国内需求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另一个是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转变。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与全球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两大问题。

　　短期之内中国应做些什么？面对出口缩减和生态约束的双重压力，中国的应对之策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拥有在投资、银行贷款、刺激消费等领域超过5000亿美元的经济计划；其次，中国在可持续能源技术方面的投资空间巨大；第三，中国加快对社会保障网的投资。除了相对少量城市的国企和公共行政部门职工，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覆盖不足，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缺乏社会保障。从社会安全、社会平等、社会稳定，以及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等方面来考虑，中国要努力构建社会保障网络。

　　西部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面对未来，中国西部的发展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我目前正在主持一项研究项目，涉及哥伦比亚大学地学院、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这项新的研究计划“中国2049”，将对中国未来40年前景，包括中国长期发展的需求与选择进行展望，探求在共和国成立100年之际中国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人口，包括持续增长的人口，人口稳定性及老龄人口的比重等。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老龄人口带来的疾病负担，包括非传染病的上升和易感传染病影响。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可持续能源的挑战。

　　丁任重：西部发展的历史机遇

　　西部地区是我国欠发达地区，各项事业发展都比较滞后，但也有潜在的发展优势，其一是资源优势。西部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64.5%，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82.5%。此外，还有许多矿藏资源。其二是地理优势。西部地区与14个国家和地区接壤，陆地边境线占全国的85%。在国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区的向西开放，在构筑我国全方位开放格局中显示出了极其特殊的地缘优势。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还应进一步发展，增强边贸的商品种类，实现经济的互补；与周边国家更多地兴办合资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把对外联合引向深入。其三是沿“桥”沿江优势。新欧亚大陆桥的建成，为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它横跨欧亚大洲，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为西部地区开展与欧洲、独联体各国和中东、西亚各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一条捷径。四川和重庆位居长江上游，应抓住长江经济带开发的时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其四，西部地区还具有“三线企业”的优势。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先后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000多亿资金，建成国有企业近三万个，拥有资产、技术和人才三大优势，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

　　在未来“十二五”规划中，西部大开发要审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整体布局上应当重点突破。要在西部大的面积上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是不现实的。未来西部大开发应着重建设成渝经济区、环北部湾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这些区域工业化水平高，基础设施条件好，经济实力比较强，能够成为西部发展的“领头羊”。第二，在资源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应给予切实有力的产业政策，帮助西部地区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真正形成西部发展的造血机制。第三，资源开发上要顾全地方利益。国家应尽快出台资源税，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让西部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四，实现综合扶贫和持续扶贫。在国家扶持贫困县中，西部超过总数量的50%。西部地区的贫困既是经济、生活贫困，也是能力、知识贫困，而且这些贫困是由历史、经济、自然、社会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是一种慢性贫困和综合贫困。应树立综合扶贫和持续扶贫理念，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从根源上解决贫困。

　　杨沐：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发展模式

　　从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战略旨在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减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十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这一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迅速发展；一批内地新涌现的明星城市兴起；神木等偏远地区的小县城，一跃跨入全国百强县的行列；西部GDP的年均增长和人均收入，至少跟上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没有使东西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是少见的。

　　西部地区，地处中国的上风上水，有多种不同文化的原住民，是中国的水源、气源、矿源，也是中国社会和谐和安全的敏感点。西部地区更迫切地需要尽快克服和消除中国发展模式中的负面问题。以下几点值得反思。

　　一是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现代化也不一定在每一个地区都一定要经过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西部地区既是中国的水源，又是中国的严重缺水地区，从整体来说是不适合大量人口密集性居住的，是不适合需要大量人口来形成工业规模经济的。

　　二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但就业不等于发展制造业。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等制造业基地的升级，不等于要把它的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特别是带有污染的冶炼业。正如林毅夫教授最近指出的，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世界制造能力的过剩。随着科技的进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全世界所需的制造能力是有限的，它所能容纳的就业机会更是有限的。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新的经济部门，如新能源等。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的发展制造业的新路。

　　三是收入分配要有有利于西部发展的新结构。和国内一些学者常说的制造品的利润分配是向研发和行销这两头倾斜不同，近几年在世界市场上更经常地看到的是利润分配向资源国倾斜。中国西部现在已经是中国矿产资源的主要生产地，是世界上山岳冰川最多的地方，也是世界仅有的高原原生态地貌，没有勘探的地方还占很大的比例。西部是否可以发展成像澳大利亚和巴西一样，以资源开采与生产为最主要的支柱产业，通过资源开采公司所有权的收益，或资源税的地方分成来获得良好的地方收益，并刺激资源开采业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地方的资源优势。

　　四是应该逐步提高西部本地民众对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参与权和分享权。20世纪80年代，王小强、白南生等学者曾通过对西藏的调查，写过一篇名为《把输血机制变为造血机制》的报告，其思路至今还是有启发的。西部的发展，重要的除了有资金，还有资金的获得方式。应该使原住民通过参与权和分享权，获得尊严，获得发展的收益，获得对国家的认同感。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从东部的发展开始的。当世界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实现经济大超越以及什么是“中国模式”之时，中国正在以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反思西部的十年大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四个方面的条件：防止地区差距扩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引进资本和技术；防止环境恶化。

　　地区间存在差距并非破坏社会经济的因素。实际上，还有可能推动低收入地区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一些学者认为，应推进内陆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由于中国人才发展指数（HDI）尚未稳步上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国内外要素流向不是面向内陆地区，而是强化面向东盟发展中国家或南亚地区。这里不是指整个中国都向南发展，而是指中国沿海地区的资金和企业南下。越南有稳定且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工业化历史不长，基础产业发展落后，几乎所有材料都必须从海外运进。外资普遍希望利用华南的供应链，越南的进出地应该是靠近华南的越南北部的河内和海防的郊外，形成“华南—北越”经济圈。我们认为，应将此进一步修正为“华南�西部�北越”经济圈。

　　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经营资源的保证，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和资金储备。有学者以进化论为理论背景提出，作为形成技术能力的重要因素，技术和教育制度储备极为重要。在推进市场经济的中国，民营企业的作用也很重要。西部大开发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民营企业。近年备受瞩目的“产业集聚”是广义的技术积累。

　　随着地域开发和工业化，环境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区域竞争。今后在西部的开发竞争会更加激烈，要调整地区利己主义政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地区开发政策的条件。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日本和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应对全球变暖，将使双方受益。第一，中日间的CDM将给中国区域经济以及资源利用产生影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二，中日间的CDM利用不仅给中国带来效益，而且给东南亚地区带来效益。过去的CDM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国利益即排出量分析。上述两个视角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环境政策对亚洲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要进一步从构建数量分析框架和评估模型的角度进行研究。

　　（日本文部科学省《中国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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