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自知不必谬充 “大家”之列。但如今回顾起来，个人也有两条幸运之处：一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史识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开端，接触了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因工作关系，由辽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内行转为内行。９０年代以来，既以批判中华古代专制主义、专制腐败政治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故个人的研究由辽宋金断代史逐渐走向通史，自秦汉至明代都写有专文，对秦汉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治史极有用。考证当然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治史还需“童子功”

　　治史不单纯为古人算账。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史学的此种重要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料、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

　　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也不可丢，治中华古史打基础还是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可以设想，将来史学学术竞争的主战场不在断代史，而是在通史方面。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谁就有更精湛的研究。高明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但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科学无禁区治史有诀窍

　　当今的学术腐败可谓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等，不一而足，愈演愈烈。记得马克思曾无比感慨地说，他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既然有此类人得便宜的滋生条件、抢实惠的活动空间，那么这种姑且称之为跳蚤式的理论家或史学家，必然应运继踵而生。一切稍有良知的治史者应当起而抵制和反对，努力使中华史学的发展走上正道。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和时间，应是治史的第一要诀。科学无禁区，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科学本身要求从事研究者无私无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

　　目前经常可以在论著中见到所谓“精英”一词，这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却以为新鲜。究其含义，即是指出类拔萃的人。我有一句诗，“冠盖炎凉少义丘”，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剥削阶级中确实也有少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但治史者更应当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他们才是灿烂古代文明的基石，尽管在古代史料中对他们的状况反映很少。

　　写出活的制度史

　　有的学者提出，要将制度史写成活的制度史，这是很对的。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制度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分。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当然是人类史上的优秀文明，否则，又何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其中也有严重缺点，否则，又何以在最近的560年左右逐渐落伍。当中华民族处于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仍处在文明重建阶段。中华民族不甘永远落人之后，也不会永远落人之后。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告别学究式研究之路

　　回顾个人的治史道路，从大学时代开始，其实只想远离政治，在学问上搞出点名堂。然而不间断的劳动和运动，特别是在“文革”劫难时期，中华大地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我个人其实还是走了一条学究式的道路。记得大师兄漆侠先生曾评论我的文章，有“拘谨”两字，说为他《宋代经济史》写的书评还放得开。这是80年代末所写，其实已经有点转型了。从90年代开始，我告别了学究式的道路之后，自问史识上有点长进、视野上有点放开，力求站在新的高度，探索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来龙去脉。

　　名片〉〉

　　王曾瑜，上海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主要作品有《宋朝兵制初探》、《金朝军制》、《宋朝阶级结构》、《荒淫无道宋高宗》、《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岳飞与南宋前期政治和军事研究》等。发表论文、译文、杂文等160余篇，与人合作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有论文选集《凝意斋集》，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宋西夏金》部分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写。出版历史小说系列《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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