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一系列转向：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后现代转向，直至文化转向。我们迎来一个研究文化的时代。

　　“culture” (文化) 和“civilization”(文明)两个英文词是英法两国大革命后才流行起来的，其作为学术概念不到300年；欧美学术界认为极重要，可又极难定义。据统计，“culture”（文化）有160多个定义，大致分两类：要么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要么是平列的笼统概念“整体”、“总和”、“总成绩”、“模式”、“方式”、“样式”。可能是畏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0卷）和《西方大观念》（第1、2卷）之类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大型工具书，居然都没有“文化”和“文明”的单列词条。

　　为适应国际文化竞争，中国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软实力，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学和文化哲学，并不得不首先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基本概念做区分和定义。为此，我们首先要提出：为什么快300年了，还是不能给“文化”下一个标准的种加属差定义？

　　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直到20世纪末期，人类知识体系有多方面的缺失，概括地说，包括本体论缺失、社会系统模型缺失、社会系统内部的通讯系统缺失、以及对“文化”同“文明”的关系的认识缺失。这决定了人们不可能给“文化”下一个种加属差定义。首先是本体论的缺失。近代和现代哲学，错误地借用笛卡尔讨论认识论的“主体—客体”二元框架来讨论本体论问题，结果只有“存在”和“意识”二元论，或“物质”一元论，或“精神”一元论三个选项。这三种本体论框架，均无“文化”的位置，即均无“文化”的上位概念。建立在20世纪科学革命成就基础上的“进化的多元论”，回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进化的多元论”框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改变了人类认识的图景。我们可以跳出笛卡尔“主—客”二元论框架，站到宇宙广义进化的客观立场上，透视宇宙进化、太阳系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得出“进化的多元论”：场→能量→物质→信息→意识，是依次进化出来的宇宙的五种元素，人类生活在这五种元素的多元世界上；或者说，当代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的哲学思维，必得采用这样五个本体论范畴。“文化”的上位概念立刻就找到了：“文化”属于“信息”这个种概念，属于“信息”范畴。

　　其次谈社会系统模型的缺失。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模型是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社会系统模型。可是这个模型中只有“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没有“文化”。在马克思模型基础上，吸收E.拉兹洛模型，把“文化信息库”放在中央位置。再吸收钱学森模型，把“人”放在核心位置。进而把马克思模型中的“生产”分成“人的生产”、“物质产品生产”和“文化信息生产”三大块，就建立起社会系统的新模型。按照这个新模型，社会系统被定义为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进化出来的由人组成的自复制—自创新系统，并由人不断地从文化信息库中提取信息进行人的、物质产品的、文化信息的生产和创新，从而实现系统的自复制—自创新。在这个新模型上，“文化”被安放在中心位置；“人”被安放在中心的核心，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再谈通讯系统缺失。当代信息—通讯理论和分子遗传学为我们弥补了缺失。在信息论中，通讯系统的最简模型为：信源→通讯→信宿。分子遗传学揭示出生物遗传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则：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表型。比照这个模型，我们得到社会系统内社会—文化遗传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则：“文化→生产→文明”。

　　“文化”同“文明”的关系恰好就是“基因型”(genotype) 同“基因表现型”(phenotype) 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的种加属差定义：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的遗传信息（社会—文化遗传基因），文明则是文化的社会表型。二者的区别，可以直观地说：出于人脑又能回归人脑的属于文化；出于人脑，通过手做成物品，不能再回归人脑的属于文明。文化是信息，由语言和文字编码，可以转录和翻译，并由文化遗传而永存；文明则是物质产品，不能转录和翻译，只能随时间衰败和瓦解。已经消失了的文明，其尚未完全瓦解的遗存，有时被考古学家们挖出来研究，推断其中隐藏的文化。

　　我们把“社会—文化遗传基因”的英文Social-culture DNA缩写成S-cDNA，把教育（education）缩写成S-eRNA，把科学缩写成S-sDNA，把技术缩写成S-tRNA。我们就可以做出“社会—文化遗传的通讯系统模型”的示意图（如图1）。

　　图1是普适性的，适用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我们进一步加上S-sDNA和S-tRNA，把它扩展成只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工业社会—文化遗传的通讯系统模型”（如图2）。

　　在图2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显现得非常清楚。在采集—狩猎社会和农业—游牧社会，文明肯定走在文化的前面，符合“实践第一”的观点。到近代和现代工业社会，情况颠倒过来了：文化走在文明的前面，仍然符合“实践第一”的观点——科学实践走在生产实践的前面。肯定是伽利略先发现单摆的等时性，然后才有人制造出钟表；肯定是先有沃森—克里克DNA模型，后有克隆羊多莉。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展开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社会—文化遗传信息（S-cDNA）的总和，是历代社会成员在生存和生产过程中心灵创造的积累，是社会的灵魂。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图腾、信仰、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和行为准则，其外围则是科学—技术，生活常识和生活技能。文化为社会系统个体的心灵结构和行为编码，为社会系统的结构和行为编码，以确保他们能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存在，并且通过生产不断复制和创造相应的文明表型。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最终决定社会系统的存在、停滞、变革和进化。

　　这个定义说“S-cDNA在社会系统中起最终决定作用”。 这“最终”二字的意思是：在社会系统中，帝王强人意志、专制强权政治、蛮族强大军力，可以杀害文化人，可以毁灭文化，可以一时决定社会的存亡兴衰，可是长不了；从长久来看，最终还是文化决定社会的命运和社会的进化。经济固然是社会的基础，可是现代社会有比经济更基础的基础，那就是教育和文化；没有具有原创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教育和文化做基础的经济，多是来料加工，做世界工厂。人心向背固然可以决定政权的存亡更迭，可是人心不过是社会—文化思潮发挥最终决定作用的工具，而且往往是盲目的工具。

　　我们观察当代全球社会，首先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军事力量的竞争，可是，一位深刻的观察者应该在军事后面看到政治，在政治后面看到经济，在经济后面看到科技，在科技后面看到教育，在教育后面看到文明，在文明后面看到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最终是文化遗传基因（S-cDNA）的竞争，一如在生物界最终是生物遗传基因（DNA）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规定自己要“与时俱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

　　倘若做了这么多论证之后，还有人对“S-cDNA在社会系统中起最终决定作用”这个命题仍旧有疑虑，那么还可以用完全归纳法“Sn+1”做最后的证明。也就是说，如果已经对地球上现有n个社会进行考察，证明上述命题对n个社会为真命题，那么下面就证明它对n+1个社会仍然是真命题。

　　我们知道，美欧已经发射伽利略探测器寻找地外文明。设想在今后的某个时候，人类在遥远的宇宙空间找到了一颗类地行星，按其自然条件，适合复制地球生物、人类和人类社会。可惜的是，宇宙飞船要飞300年才能到达。因此，只能靠智能机器人携带克隆设备，携带地球动植物的DNA, 携带地球人的DNA, 到那里去克隆。怎么复制第n+1个社会呢？显然只须智能机器人携带一张芯片——五维记录，信息量是现有芯片的一万倍。上面转录有占人类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5%的功能基因。待新人类克隆出来之后，由智能机器人用那5% 的S-cDNA按图1和图2的程序教育他们，向他们讲述地球人的故事，同他们一起学习、设计、建造和生产，地球Sn+1社会肯定就在遥远的类地行星上复制（翻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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