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知久：日本著名汉学家。1942年出生于朝鲜全罗北道，196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东京大学教授，现任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道家思想史、周易思想史及出土文献。主要论著有《庄子》（上、下），《淮南子》，《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老庄思想》，《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老子》，《道家思想の研究——〈庄子を中心として〉》。主编有《占いの创造力——现代中国周易论文集道》，《郭店楚简儒教研究》，《郭店楚简の思想史的研究》第1号—第6号，《郭店楚简の研究》第1号—第7号，《上博楚简の研究》第1号—第3号。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中国学历史最为悠久，早在公元522年中国文化便传入日本，大量的汉学典籍也随之传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也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日本社会发生巨大转折，日本中国学经过恢复开始再次走向世界。1972年，中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中日友好的新时期，日本中国学也进入一个新的兴盛时期。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不免要受到两国政治气候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中国学的研究领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经学、文献学、版本研究和儒教这些领域。其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最为活跃，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同时，对于出土资料的研究也很兴盛，日本学者可以利用历史上留下来的包括图书馆、寺院和私人收藏等的大量资料进行研究，这是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者难以企及的优势。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当时的日本学者们没有机会参与到中国出土考古文物的实地考察中。总的来说，那个时期日本中国学的研究特点是基于古代人的思想研究古代史，思想普遍比较保守。

　　70年代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恢复，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广，除了历史之外，语言、宗教、文学等学科都有涉及，特别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些新兴学科受到重视。日本中国学界对于新发现的资料非常关注，中国开放之后，日本学者可以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一起参与出土文物资料的实地考察工作，并一同交流。因为有了新的出土资料，老庄的研究开始兴盛起来，而经学和儒教的研究逐渐淡化。

　　70年代以前，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很少，每年不超过100人。在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中，年轻人不多，会说汉语的也不多，主要以说英语为主。70年代后，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逐年增加。现在日本会说汉语的学者很多，而且越年轻的中国学学者汉语越好。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聘用外籍学者，因此在中国留学任教的日本学者也增多了。比如复旦大学的广赖熏雄、山西大学的西山尚志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桥本秀美等。

　　从明治末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受到德国学科框架的影响，日本高校普遍采用文学、历史和哲学三大学科分开独立的教学体系，三个学科之间缺乏互相的兴趣和交流，结果造成知识不全面。到二战后，受美国人文科学的影响，三大学科开始互相合作。中国在这一点做的比较好，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思想史研究，就是思想史和历史的结合。到现在，日本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已经越来越融会贯通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