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霍金讲席政治学教授。1961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中国政治、革命以及列宁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中国乡村和美中关系这两个领域。弗里德曼的中国乡村研究始于1978年，其美中关系研究则更早， 1969年他受聘为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华关系正常化顾问，此后他一直专注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并为美国政府工作，在两国关系问题方面出谋划策。有关中国研究方面，他的专著与合著包括：《中国崛起、台湾两难与国际和平》（2005）、《中国乡村的革命、抵制与改革》（2005）、《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2001）、《如果中国不民主化？对战争与和平的启示》（2001）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民主展望》（1995）。

　　促进美中之间更好的合作，这是我长期以来付出大量精力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作为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对解决双边以及全球问题至关重要。合作的不断发展与深入需要坚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需要两国人民的良好意愿去推动。两国人民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是这种良好意愿的源泉。

　　良好意愿推动合作

　　我们星球的命运取决于美中更好的合作。在过去五年间，我和威斯康辛大学其他十多位科学家一起在中国云南西北部一个贫穷山区考察。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在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展开合作，培养中美两国大学毕业生进行跨学科合作的能力，使他们共同寻找解决环境压力问题的方法，为经济发展作贡献。这次合作的效果非常显著，像这种双赢的合作早在1971年毛泽东使中国向美国开放时就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邓小平寻求更深的双赢关系。我希望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今年12月哥本哈根会晤时，能就气候变化问题找到新的合作方式。

　　事实上，任何两个政府都有利益冲突，这非常自然。中国政府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天经地义的。同样，由于美国政府也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两国之间产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此外，双方在经济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两国经济互动的不断加深，双边关系出现更多的困难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有良好意愿，那么这些问题也许可以达成令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妥协。否则，如果双方相互误解，可能把原本正常的利益冲突推向失控的危险漩涡。平息冲突的良好意愿从何而来？这需要我们去培养。双方政府都在致力于培养这种良好意愿吗？

　　认知上的误导性模式

　　美国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可能成为良好愿望，也可能成为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公平交易的障碍。我担心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误解甚至是相互推诿，这会导致严重后果。双方都自认了解对方，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中美看待彼此的传统观念过于单一，有失偏颇。比如，大家都认为美国人是极具创造力的个人主义者，而中国人则更为崇尚权威。然而，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08年统计，申请国际专利最多的是一个中国企业：华为。中国人被视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典型，而美国人则是过于个人主义。然而，据世界盖洛普民意测试2007年和2008年调查，在中国和美国被访问人群中，遇到困难时选择向家人或朋友求助的人数分别占被采访总人数的80%和90%。

　　美中两国人民在彼此认知上存在类似的误导性模式，尤其在美国人民反对中国经济崛起这种观念上，这与美中刚开始合作时的情况很不一样。当初毛、邓开始对美开放时，美国政府欢迎中国通过向美出口而创造就业并赚取外汇。因此，虽然中国还没实行市场经济，美国还是给予中国出口关税最惠国待遇。美国还在《多种纤维协议》（MFA）下给予中国服装类出口最大配额。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将惠及两国人民，我了解这一点，是因为1969年，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要我起草一份文件，讨论如何实现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工作时，还参与关于两国人民建立经济关系正常化立法的起草工作。

　　冷静看待“批评”

　　又如“批评”这个问题。如果一方过分追求自己理想中的完美，那么自然就会看到甚至放大另一个民族的缺陷。一些美国人憎恶陌生人和外国人，经常指手画脚，告诉外国人应该如何治理其国家。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所有国家，都有很多问题。如美国的种族问题。在我还是一个大四学生时，我非常热衷于美国的民权运动，它的宗旨是消除种族歧视、建立一个美好的美国，在这个国度里，有朝一日甚至非裔美国人也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尖锐地批评美国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对此，我个人对中国批判美国区别对待少数人群这一问题是持欢迎态度的。

　　然而，一些美国人把这种批评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冷战时期的权力政治斗争，是中国使用的一种政治伎俩。当然，什么都可以牵扯到政治。但我当时认为通过国际社会来规范行为，使之与各国最高理想和普世价值观相协调，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现在我还是持这种观点。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狭小且脆弱的星球上，因此我们需要合作。我们共同的命运全仰仗于此。中国批评了美国那些有悖于普世价值观的行为，对此我感到欣慰。

　　同样，中国一些爱国主义者在听到对他们国家的批评时也非常愤怒，这就无须我多说了。一些中国朋友经常告诉我，在涉及主权问题时，中国人是极其敏感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美国人也同样敏感。事实上，每个民族都一样。谁都不该忘记这一点。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都爱我们的祖国。我也一样。

　　中国人民在为改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如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的服务人员的人数比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都多。为此，自豪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当然希望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些善良的人们为了那些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而献身，中国人当然希望他们这些成就得到认可，同时他们不希望中国的名誉被不公正地糟蹋。但美国人也一样。合作对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很多双边甚至全球关键问题至关重要，假如两国人民被教唆去互相憎恨、害怕和不信任对方，这对增进未来合作毫无裨益。

　　化大冲突为小分歧

　　中美间的合作见证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性时刻。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无处不在的、切实而显著的利益冲突上转移开来，而是认为大家更应该努力认识到合作与双赢这一主流，并正确对待现实冲突。因为把握好这些冲突，不使之失控，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放在一个广泛、可行以及合作的大背景中，从而化大冲突为小分歧。

　　合作方面好的例子应该不少。我所在的大学早在近100年前，即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就开始接受中国留学生。当时的民国政府派驻美国的首任大使就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我现在所任教的系。成千上万在威斯康辛大学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后，在各自的工作中发挥着聪明才智。

　　又如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反法西斯联盟起草了《联合国宪章》。但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反对中国成为享有一票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争取下，中国应得的大国地位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美中关系的正常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美国一直互相敌视，一直到毛泽东看到了与尼克松总统之间的合作能够对勃列日涅夫的军国主义苏联产生有效的威慑时，这种局面才终结。当时，双方找到基本利益的共通之处，并共同朝着双赢的方向做出努力。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冷战最紧张的岁月里，虽然双方互相憎恶与害怕，两国还是能找到共同合作的基础。

　　这里我还想强调另一个例子，即朝鲜战争。1953年的春季和夏季，中国和美国就朝鲜停战进行了谈判。但是当时韩国的李承晚政权希望继续这场战争，并企图破坏停战协定。中国做出了反应，重创了李承晚政权的精锐部队。美国在恢复和平方面与中国是一致的，因此也没有帮助被围困的韩国军队。中国和美国即使在处于战争期间也已经开始试着合作。

　　两个月前，我在威斯康辛州州长官邸迎接一个中国投资代表团。我们在风力领域找到了广泛的商业合作前景。我对更美好的将来有着远不止于这类合作的愿景。我们彼此需要相互学习。总之，无论我们经济之间有着怎样的冲突或者存在怎样的误解，最重要的是找到并建立共同利益，正如我们在结束朝鲜战争时所做的那样。我深信，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不仅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为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更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为双方政府都敲响了警钟，警示我们将来最应该避免什么。

　　我们的缺点与不足远不止于此，但我们有成就，有希望，有理想，有未来。所有有孩子的人都知道，生命除了和平与繁荣，还有更重要的内容。我希望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你我的子孙后辈能成为朋友。我们希望并努力营造一个更真更美的未来。让我们去恶求善，让我们从相互的批评中不断进步，让我们建设共同的人性。正是为了这个更美更人道的未来，我们要继续努力。这个更美的未来很重要，而且加深彼此的合作也一直是我的目标。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取得更多的成就，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小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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