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中原是“重瓣花朵”的核心

　　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本不称其为问题，但是到了近代社会，很多西方思想传进来，对这个问题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我们研究文明起源，至少要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西内蒙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五大区域是最突出的。在进程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慢慢衰落了，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山东地区的文明持续了下来。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不像有的地区搞大型的土木工程和宗教活动，所以内耗比较小，最终夏商周三个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崛起。

　　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虽不见得比周围地区高出多少，但因为地理上处于中心的位置，能够博采周围各地区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就越来越成为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

　　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曰多元一体结构。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其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粤、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尽管由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有的地方或有的民族发展强大起来，最后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或者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暂时分裂，但这些都不能打破这种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上的基本结构，它保证了优秀文化遗产的积累和有效传递。

　　现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件好事情，也会作出成绩。但是我认为，以工程的形式去做恐怕不合适，工程需要严密的计划，并且要严格按照日程去完成，但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完成工程，文明探源也没有完成的那一天。不仅如此，连阶段性的成果都很难预期，并不是说三年或五年就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很多人关心这个项目，也有很多人在做。我建议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接受课题申请。只要是在文明起源范围之内的课题都可以申请，由专家来研究，如果课题设置恰当，而且研究者具备足够的能力，就可以来做。（本报记者 杨阳/采访整理）

　　Rowan Flad：盐业生产促进文明发展

　　盐业生产的起源和发展是有关人类历史的重要议题。盐既是许多生理方面所必需的，也是文化方面至关重要的。盐是重要的饮食补充物，并能用作防腐剂以保存季节性或地理上受限制的肉类。盐业生产能使贸易增加、人口增长，并能为人们开辟居住地、带来烹饪风格的多样化。不同的烹饪风格可能标志着不同的种族划分和阶级等级。基于这些原因，人们认为盐对于所有复杂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盐业生产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稳定的盐的来源，任何国家都难以发展。然而，似乎与此观点相反的是，以前所获得的证据并不能说明中国内陆早期的盐业生产与早期的复杂社会有关。

　　位于三峡境内的中坝遗址埋藏着数量巨大的制盐陶器，我们利用X射线荧光、X射线晶体衍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方法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盐是公元前1000年中国中坝遗址的主要产品，这项研究不仅说明了在中国内陆地区国家发展早期阶段的盐业生产，而且提供了一种以往无人提及的、可用于研究其他地区古代盐业生产的方法。

　　尽管盐业生产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是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盐业生产经常被忽略。有时候，人们在研究中考察了关于早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学的、图像材料的以及历史的证据，但是由于盐的溶解性，考古学家们常常找不到盐在古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在中国历史的后期（即在各诸侯国已完全形成并统一成一个帝国以后）盐是一种重要的商品。然而，考古学家们很少找到盐业生产的起源证据，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历史记录表明，在中华帝国时代的22个世纪内（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盐和铁常常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直到20世纪，盐对于国家的财政仍然很重要，有些历史文献记载内陆的盐资源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昌燧：借助科技手段探索中国文字起源

　　文字的出现是国际学术界衡量国家进入文明的一条重要标准。但是因为目前尚未发现商朝以前的文字记录，所以国外学者只承认中国的文字起源于殷墟时代，这比古埃及和古苏美尔文字要晚一二千年。我觉得这是不科学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而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成熟，而应该是文字载体突然改变的后果。很可能殷墟时代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他召集了大批巫师从事有关工作。巫师书写文字的方式是将文字刻划在龟甲和兽骨上，而龟壳能耐腐蚀，可保存至今。将文字刻划在龟壳上，绝不是书写文字的好方法，完全应该有使用类似于笔的工具以类似绘画于彩陶上的方式将文字书写在竹片、木片或类似于纸或布的物质上。只不过这些载体不易保存，如今已腐蚀殆尽了。侥幸能保存至今的，也因其表面的文字踪影全无，而在发掘时被丢弃了。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文字起源可能早得多。目前，国内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和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已是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只是对它们与古汉字的渊源关系等方面有些不同看法。郭沫若、李学勤等著名专家认为，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应该是中国文字的源头。

　　今后发掘时，若遇到类似的竹片或木片，不妨带回来做红外摄影检测，万一在上面发现有多个古文字，其价值将不可估量。除寄希望于红外检测和新的考古发现外，我国文字起源的研究需要引入新的思路，如结合科技考古方法，探索古代先民的迁徙路线和承继关系，借以研究不同地区间古文字的承继关系。（本报记者 金辉/采访整理）

　　赵辉：史前奠定一体化基础

　　从学理上讲，文明起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相当长时期的任务，它也是中国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目前，这项研究以一个工程的形式出现，由国家来支持，是一件好事情。它从规模上、形式上都可谓史无前例，研究地域覆盖了参与史前文化的主要区域，具体说来就是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流域，还有西辽河、大凌河这一带。目前，全国有数十家单位共同参与这个工程研究，这么多人在一起考虑同一个问题、做同一件事情，这么大的研究规模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探源工程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气候、环境、资源下如何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特点？这些社会又是如何向复杂化、文明化发展的？不同的文化面貌是否意味着它背后的社会文明化过程、原因、机制、方式的不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我认为，自有夏以来的中国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存在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表层可以看出，这个历史趋势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即从所谓的龙山时代奠基下来的。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运动大势，严文明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东亚地区内部各地史前文化既有地域特点，又在相互作用中结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共同走向文明。从世界的格局看，正是在这个丛体的基础上，东亚历史具有了完整性和特殊性。而所谓“以中原为中心”，则是我对这个丛体内部中“一体化”具体过程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倡导了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大量自然科学的技术方法进入了考古学领域，这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的时候就有了摸索，现在探源工程更为明显。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要从陶器上、骨骼里去分析，把信息提取出来。比如，当时的人吃什么？光是这个问题就需要好几个学科来一起研究。而像社会组织、社会生产、交通、贸易、人口流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涉及的研究领域就更多了，探源工程的实施使考古学在现代化、多样化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考古学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几乎所有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都被应用了进来，这也迫使学校在考古学科的培养方向、教学计划等方面进行调整。我认为，这是探源工程实施以来的不太明显、但却更为深刻的一项成果。（本报记者 杨阳/采访整理）

　　陈星灿：文明在交往中成长壮大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文明，一个是中国。二里头遗址的符号意义很强，尽管还没有文字证明，但是其他种种证据表明它可能就是夏文化的遗存，是一个国家形态的社会。保守的观点认为二里头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但是二里头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文明，有青铜器、有宫殿建筑、有等级分化的墓葬、有礼仪性的建筑、有各种各样的玉器，说明它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的，所以我们还要往前推，继续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原和周围地区各个文化圈之间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出现了等级或阶级分化，也出现了文化的融合和汇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目前，我们做了大量聚落考古的工作，通过考察遗址的规模来分析当时社会分化的程度，让考古资料说话。我们发现，在聚落分化的同时墓葬也开始分化。比如，在河南灵宝的西坡墓地发现最大规模的仰韶中晚期墓葬，大墓墓口宽超过3米，长约5米。以当时劳动工具的水平来看，要挖这么大的墓葬，所花费的劳动将非常巨大，这也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占有了更多的劳动，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现象。再如，晋南的陶寺遗址也相当发达，现在也有人叫它王国，它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都复杂，如果说之前的社会还相对平等的话，那么到了陶寺时期，就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鲜明的阶级社会，而我们所说的文明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

　　传统史观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没有错，但是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摇篮不止一个。当然，比较而言，其他地区的文明在发展程度、规模上都比不上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都对后世的夏商周文明作出了贡献。从这一点上来说，除了黄河流域之外，中华文明还有更多元、更遥远的源头。

　　我认为用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理论去解释中国文明的形成是比较妥当的，每一个地区就是一个文化圈，文化圈之间的关系有时密切、有时疏远，但是总体来说，趋势是越来越密切，而且文化圈也在逐步扩大。特别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以黄河中游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对周围地区形成了强有力的辐射。我认为，可以把庙底沟的这种辐射看成是早期中国文化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它影响的范围相当大，东到山东腹地，西抵甘青地区，北至内蒙，南达江汉，基本上包括了后来中国的核心地区，文化势力范围甚至超过了二里头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有力的文化交融，或称作文化辐射，当然这种文化辐射不带有疆域的意思，当时也没有国家。每一个“交互作用圈”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都有自己的根，正是在这种相互交往、交互作用中，中国文明才慢慢成长壮大起来。（本报记者 杨阳/采访整理）

　　王震中：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

　　中国何时进入早期国家、早期文明是考古学上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最早的初始国家是邦国，诸如龙山时代陶寺、古城寨之类的政治实体就是邦国。在夏王朝之前，黄河和长江流域最初出现的邦国是一批而非一个。所以史称“万邦”，但在这些“万邦”中，只有一批是属于真正的国家（邦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国家之前的政治实体，如中心聚落形态、氏族、部落，等等。在文献上，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鲧、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皞、少皞、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转变成了初始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则属于中心聚落等等。从文明化程度角度讲，此时只有那些从众多的族落中脱颖而出的部分初始国家，才称得上进入了文明社会。

　　邦国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王国。一般来说，邦国可以没有王权或仅有萌芽状态的王权，邦国与王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有无王权，更重要的是这种王权不但支配着王邦（王畿地区），还支配着附属于或从属于王邦的属邦，即王国时期的国家结构或者说国家形态是一种“复合型国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既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国上之国”的王邦，也有作为属邦的“国中之国”即一般所说的诸侯之国，我们可以将这种既含有王邦即王国在内，又含有诸侯国在内的“复合型国家结构”称之为王朝国家，以区别于王国即王邦之意。当然，王权在本质上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但并非所有的邦国都能发展成为王国，只有取得了“天下共主”地位的邦国，才变成了王国，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夏邦、殷邦和周邦。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但王权又是可支配整个“天下”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正统观又是与中原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频繁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本报记者 金辉/采访整理）

　　江林昌：从血缘关系看东西方文明起源不同模式

　　中国的古文明产生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依然保存下来，而没有出现地缘管理。从考古学上判断，中国的古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了。这在历史学上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而在文献学上也有相关的描述，这就是《国语·楚语》所载的颛顼“绝地天通”的故事。

　　社会发展到五帝时代前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氏族社会中的一些管理人员如酋长之类，为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就开始改革巫术信仰。在原始巫术时代，人人都能祭神通天。颛顼对这种巫术信仰进行了改革，将祭神通天的普通权力，变为只有氏族酋长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特权。当氏族首领掌握了祭祀通天的特权后，就以公共祭祀的名义占有了氏族成员共同创造的剩余产品。于是氏族首领们成了贵族阶层，而氏族成员成了下层平民，阶层划分了，以祭祀特权为基础的管理机构形成了，再接着便是国家的产生、文明的起源。张光直教授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指出：“《国语·楚语》中观射父讲的绝天地之通的古代神话，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个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的现象。”祭祀通天特权的占有，“是获得和占有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和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换言之，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占有祭祀通天特权、进而占有剩余产品的氏族贵族阶层，与被他们统治的氏族平民阶层，是属于同一氏族血缘的。也就是说，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到了文明社会之后依然存在。

　　中国五帝文明起源时期的这种血缘管理模式，到了夏商西周早期文明时期，依然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夏代文明的社会管理表现为部落联盟结构，夏民族是这个部落联盟的盟主。当时参加联盟的各部落都是独立的血缘团体，实行部落内的血缘管理。夏贵族阶层在夏族内部进行血缘管理的同时，又有团结号召其他联盟血族团体的义务。但这种号召只能影响到其他血族团体的外部，而不能深入到其他血族团体的内部。商代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高于夏代，各血族团体已由部落进步为方国，整个社会管理表现为方国联盟，商族是这个方国联盟的共主，而血缘纽带所发挥的作用，与夏代基本一致。

　　西周初年仍然延续了商代方国联盟的血缘管理模式。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大变革，血缘管理终于被瓦解了。（本报记者 金辉/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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